以下为全文内容：

　　满文《无圈点档》军前档辨考

　　满文《无圈点档》包含40本记录清开国史事的档册，此40本档册以记事内容为据，可分为专项档和日记档两大类。其中《秋字档》《月字档》《腾字档》《余字档》《律字档》等5本档册，按日排事，形式上与日记档无异，但经深入分析即可发现，其记录内容非常专一，本质上皆为专项档。它们实际上代表了清开国时期的一种档案类型，可名之为“军前档”。“军前档”概念的提出，对于进一步认识与考察清开国时期档案文书制度具有普遍意义。而识别出《秋字档》《月字档》《腾字档》《余字档》《律字档》为军前档，有助于推进学界对《无圈点档》的有效利用。

　　关键词：《无圈点档》 《内阁藏本满文老档》 己巳之役 大凌河之战 无圈点满文

　　马金柱，星天地娱乐城 满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地址：北京市北四环中路33号，邮编100101。

　　一、引言

　　在康乾时期清查八旗佐领根源等事务中，内阁庋藏的一批开国时期旧档常常起到重要凭证作用。这批档册无定名，因主要以无圈点满文书写，时人多以《无圈点档》（tongki fuka akū dangse）称之。乾隆六年（1741），清廷将其裱糊并重新装订，装成37本档册，又以千字文编号，每本内页贴签排号编制页码。乾隆四十年，为避免日久损坏，清廷组织人力将这批档册整理重抄。今人熟知的《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即是藏于内阁的加圈点满文抄本正本。待重抄工作结束，《无圈点档》随即退出使用。1931年，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在整理清宫内阁大库时发现了这批档册，引起学者瞩目，赞其为“盛京旧档之巨擘”。1935年，文献馆又发现了字体和记事体裁与之大致相同的3本档册，并将此3本档册并入《无圈点档》。《无圈点档》就此形成40本格局。作为清史、满学领域经典文献，迄今为止《无圈点档》已先后两次影印出版，分别被命名为《旧满洲档》《满文原档》。

　　长久以来，学界一般将《无圈点档》视作编年体档案汇编。最为突出的表现是，2006年台北“故宫博物院”第二次出版《无圈点档》时，在“参考东洋文库、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之《满文老档》、‘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出版之《清太祖朝老满文原档》与东洋文库出版之《旧满洲档》”后，“目次编辑，以年系月”，即完全按照编年体编排。事实上，《无圈点档》40本档册并不具有同质性。20世纪60年代广禄、李学智在为《无圈点档》编写简目时就已在其中8本档册的介绍中标注出“敕书档”“秘密记事档”“书信档”等语， 以说明此8本记事内容具有一定特殊性与侧重性。赵志强近年进一步明确指出，“在《无圈点档》中，有些簿册是专门记载某类事务的专档”，还列出9本档册并概括其所记录内容。

　　本文认为《无圈点档》档册以记事内容为据，可分为专项档和日记档两大类。专项档，即档册专事专立，特用来记录某一项事务。日记档，即相对专项档而言，记事并不专门针对某一项事务，而是按时间顺序整理与编辑各类文书档案形成的以清太祖、太宗活动为中心的政务汇录。如前所述，广禄、李学智识别出专项档8本，赵志强识别出9本，二者仅稍有出入，通计发现10本，为《黄字档》《宙字档》《往字党》《宿字档》《藏字档》《成字档》《云字档》《满附二》《岁字档》《阳字档》。《致字档》《洪字档》《寒字档》亦经学者确定。此外，《露字档》《雨字档》《暑字档》《满附一》《调字档》从文本格式、内容上看，与前述档册十分接近，同样具有较为显著的专项档特征。

　　这18本专项档还可进一步析分为五个子类：一是敕书档，专录臣工敕书文字，包括《黄字档》《藏字档》；二是誓词档，专录臣工誓词，包括《往字档》《宿字档》《致字档》；三是书信档，专录与明人往来书信，包括《露字档》《岁字档》《雨字档》《成字档》；四是蒙古事务档，专录与蒙古诸部往来联系产生的各种信息，包括《云字档》《暑字档》《满附一》；五是其他专项档，类型孤立者以及乾隆初重新装订后由原专项档与非专项档合订形成的档册归入此类，包括原封面书有“narhūn gisun i bithe”（密语之书）的专项档《宙字档》，专录太宗吊唁、祭奠事的专项档《阳字档》，以旧档残页与专录分配明朝所颁女真卫所敕书的原专项档合订的《洪字档》，以原日记档与专录给予军功人员相应经济待遇之敕谕的原专项档合订的《寒字档》，以原日记档与专录臣工敕书、札付文字的原专项档合订的《调字档》，以原日记档与原蒙古事务档合订的《满附二》。

　　然而《无圈点档》中的专项档不止于此，惟因专项特征不显，难以察觉。《秋字档》《月字档》《腾字档》《余字档》《律字档》等5本档册，按日排事，形式上与日记档无异，但深入辨析即可发现，其具有十分独有的特征——记录内容非常专一、“片面”，从功能与记事针对性上看，实属一系，体现的皆为清朝前身金国出兵征伐明朝过程中的军前事宜，本质上亦为专项档。它们代表了清开国时期的一种档案类型，可以名之为“军前档”。学界对于此5本档册不仅尚无专门研究，更未认识到其专项属性，有必要对此论证。这对于深化《无圈点档》研究，乃至探究清朝开国时期档案文书制度均有裨益。

　　二、《秋字档》《余字档》《律字档》文本特征辨析

　　《无圈点档》所含5本军前档中，《秋字档》《余字档》《律字档》宜一并探析。它们的特点是所记录的当次战役为金汗皇太极御驾亲征，身临前线，所以在记事内容上非常自然地带有一种“中央”视角，与以金汗为中心的日记档发生重叠乃至合一，致使其专项档属性不易被觉知。而接受“军前档”这一概念之后，此3本档册的专项之处就立刻变得明朗。

　　（一）《秋字档》文本特征

　　《秋字档》内页共编四十四号；书写文字为无圈点满文，已带有明显过渡时期满文特征；乾隆朝重抄《无圈点档》时，编入太宗天聪朝第17—20册。

　　《秋字档》第一件记事的时间为己巳年十月初二日，末事为十二月二十八日，核心情节是金汗率军攻入明朝畿辅，兵临北京。由此不难判断，《秋字档》关涉明清战争史上著名的“己巳之役”。此役爆发于天聪三年己巳十月，故名。

　　据《清太宗实录》，天聪三年十月初二日，“巳刻，上亲统大军伐明，谒堂子启行，以来朝蒙古喀喇沁部落台吉布尔噶都曾受赏于明，熟识路径，用为进兵向导”，拉开了此次伐明大幕。这次出征声势浩大，金汗皇太极不仅派出八旗军参战，九月二十三日还“遣使谕外藩归顺蒙古诸贝勒，令各率所部兵来会”。金军经由蒙古地区向明境进发，于十月二十六日至二十七日攻入长城：左翼攻克龙井关，皇太极督大军取洪山口城，右翼攻克大安口。此后，金军在附近地区不断取得进展，并于十一月初三日攻克遵化城。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命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文馆范文程率领备御8员、兵800人留守遵化，他亲自统兵由遵化向北京进发。然终因无法攻破北京，于十二月二十六日撤兵调头，向东朝山海关方向启行。金军于次年正月初四日攻陷永平城，数日之间永平府所属迁安、滦州两城传檄而定。同时，初六日，皇太极留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统兵一万镇守永平城，自己亲率大军向山海关进发，后于二月中旬启程返回国都沈阳，占领区由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统领。回到沈阳后，皇太极于三月初十日命留守金国的大贝勒阿敏、贝勒硕讬率兵五千往替镇守永平、滦州、迁安、遵化等处的贝勒与军士；二十四日，镇守永平城的阿巴泰等人听闻阿敏、硕讬已率兵入塞，将其迎入城内；四月十二日，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率所部兵众及所获人畜、财币、器皿等物返程。至五月初，明军向四城发起猛烈反击，中旬金军被迫退返沈阳。己巳之役全部结束。

　　《秋字档》体现的即是天聪三年十月初二日皇太极祭堂子统兵出发至当年年底这段时间内，出征金军的历史活动。之所以认定《秋字档》为军前档，是由于从具体内容来看，文书人员在征途中如影随形地记录下了皇太极的各种见闻、谕旨以及相关信息，较为完整地以第一视角反映了记事时间区间内包括各路金军战报在内的前线事务，且无一件此次征伐以外的记事，这显然是有意为之的结果。简言之，《秋字档》就是当时战争进程的汇总册。此外，在《无圈点档》之《洪字档》所收散落的旧档残页中，有一页正中以无圈点满文书有“sure han i ilaci aniya..sohon meihe aniya juwan biya i ice juwe de nikan gurun be dailaha be ejehe dangse”（记天聪三年己巳十月初二日伐明事档）。此页原本应为档册封面，且该档册就是专门记录金军己巳出征的档案，足证当时金国确实存在以战报、战况专门立档的机制，从其命名的基本理念上看，也正与本文提出的“军前档”契合。并且从文本关系上看，《秋字档》与之存在直接关联，该封面应当正是《秋字档》原始封面。

　　（二）《余字档》与《律字档》文本特征

　　《余字档》《律字档》文本特征与《秋字档》完全一致。

　　《余字档》内页共编四十五号；书写文字为稍有过渡特征的无圈点满文；乾隆朝重抄《无圈点档》时，编入太宗天聪朝第39—41册。

　　《律字档》内页共编十七号；书写文字为稍有过渡特征的无圈点满文；乾隆朝重抄《无圈点档》时，编入太宗天聪朝第42—43册。

　　《余字档》“余二”页应为档册原始封面，其上从左到右有四行大字，以无圈点满文写就，分别是“sure han i sunjaci anii-a dangse”（天聪五年档）、“erebe arame wajiha”（已将此缮毕）、“kooli bithei【污损】-A [encu] araha dangse”（事例书【污损】-A ［另］写的档）、“biya ejehengge 【污损】-AKA”（记月者【污损】-AKA），另有贴签一个，上书汉文“天聪五年”。这其中除因字迹被污损而稍难识认的两行满文外，余者语义甚明。而此两行满文，前者参照《律字档》原始封面，尚可以复原为“kooli bithei niyalma [encu] araha dangse”（事例书之人［另］缮之档）。《律字档》原始封面为“律一”页，其从左到右有五行满文，分别为“【】-onin aniya dangse”，根据语义可复原为“honin aniya dangse”（未年档）；“baicaha”（已查）；“sure han i sunjaci anii-a dangse”（天聪五年档）；“kooli bithe i niyalma encu ejehe dangse”（事例书之人另记之档）；“【】-e arame wajiha”，根据语义、字形可复原为“erebe arame wajiha”（已将此缮毕）。除“baicaha” “erebe arame wajiha”外，均为无圈点满文。此外，该页同样另有上书汉文“天聪五年”贴签一个。由上可见，《余字档》《律字档》原始封面如出一辙，且其共性为《无圈点档》其他档册所无。其中的“kooli bithei niyalma [encu] araha dangse”“kooli bithe i niyalma encu ejehe dangse”之语表明，此两本档册原为编纂事例书人员（kooli bithei niyalma）特为编纂工作另行准备的军前档抄本。金国于天聪六年重新规范满文，在原有无圈点字基础上加以改进，颁布加圈点满文，因此再结合此两处文字所展现出的明显的无圈点满文特征来看，抄写时间距天聪五年不会太久，甚至就是抄于该年。

　　内容上，《余字档》《律字档》所记之事，实际上反映的是明清战争史上另一次著名战役——大凌河之战。这一战役的发生时间主要在天聪五年八月初至十一月初，而《余字档》与《秋字档》同，以七月二十七日皇太极等人率军士祭堂子后启程作为记事之始，且同样是皇太极亲征，此后一直记录军前各种事宜，直到九月二十九日。《律字档》记事时间接续《余字档》，自十月初二日开始记录，直至月末二十八日金国与祖大寿盟誓，最后内容虽有散失，但大凌河之战至此已行将结束，主要情节仍得保留。概言之，《余字档》《律字档》内容抄自同一份军前档，同出一脉而共为一体。

　　在此酌举一例，借以展现《余字档》《律字档》非军前事不记的专项特征。根据《余字档》，天聪五年八月十八日，穆成格（mucengge）、叶努（yenu）自军中被派回沈阳，三十日穆成格携朝鲜文书回到军中，档中遂记曰：“solhoi elcin jakūn biyai juwan nemu de isinjiha..solho hafan i gebu..benjihe ulin i ton gemu ini gajiha bithe de bi..”（朝鲜使者八月十一日至，朝鲜官员之名、所送财货之数，皆在其所带来文书内）朝鲜使者八月十一日已到沈阳，这在《余字档》先前记事中却丝毫未有提及，只有穆成格回到军前之时，才被记入档案，读者方知此事，这可以说是《余字档》军前档之性质的典型体现。

　　综上所述，将《秋字档》《余字档》《律字档》归为军前档，应属合理。与这3本档册所具有的以金汗为中心的“中央”视角殊为不同，其余两本军前档《月字档》《腾字档》文本皆产生于前线特定城镇，因而信息呈现出“在地化”特征，揭示出这一点是将之从日记档中剥离出来的关键所在。接下来将予以详细考证。

　　三、《月字档》文本特征辨析

　　《月字档》内页共编六十七号；书写文字除内有两条蒙古文记事外，皆为无圈点满文，但已带有过渡期特征；乾隆朝重抄《无圈点档》时，编入太宗天聪朝第21—28册。

　　“月一”页以满文书有年份“sure han i duici aniya”（天聪四年），以及题名“yung ping fu de tehe beisei baita icihiyaha dangse”（驻永平府诸贝勒办事档）。“月二”页写有“baita de banuhūaci oci【页面缺损】babi [de] asuru bodoci ojirakū”，此句前后不接，当是误置于此。

　　“月三”至“月六十六”页是正文内容。《月字档》记事时间范围是天聪四年正月初六日至五月初六日。具体记事内容之前，写有“sure han i duici aniya aniya biya be han i šanahai baru genehe amala yung ping fu i baita be..jirgalang taiji..sahaliyan taiji icihiyaha be juwe suwayan i ejehe dangse”，意为“两黄旗所记天聪四年正月，汗向山海关进发后济尔哈朗台吉、萨哈廉台吉办理永平府事档”。此处提示对于正确认识《月字档》甚为重要。这一时间节点正值己巳之役期间，由此回顾前述是役前线金军概况，则该提示语的意思便很明确，就是指天聪四年正月初六日皇太极令济尔哈朗、萨哈廉领兵留驻永平，亲自统兵向山海关方向攻略之后，永平方面的事宜。《月字档》第一件记事的时间恰为此日，与此史事完全相符。

　　至于“两黄旗所记”之语，表明的是当月的值月旗。日本学者加藤直人曾通过考察记录天命十一年（1626）十月到天聪四年十一月史事的《逃人档》之正文开头部分上部所标记的八旗旗色，发现彼时八旗是按照两黄、两蓝、两白、两红的顺序每月轮番当值，记录日常事务。根据这一规律并结合《逃人档》中给出的天聪三年两白于七月、两红于八月、两黄于九月，以及两白于四年三月的值月记录， 可以推出天聪四年正月的值月旗正是两黄旗。《月字档》之后部分还有册页页首标有“juwe biya be ejehe dangse”（二月档）和“ilan biya be ejehe dangse”（三月档），注明时间但未标记值月旗。

　　那么何以将《月字档》从日记档中区分出来，认定为专项档？最关键的原因是，即如“驻永平府诸贝勒办事档”之语所示，《月字档》记事在视角上是以永平府，更确切地说是以驻永平贝勒为中心来记录各种事件、情报以及往来文书，信息具有很强的在地化特征。正因如此，《月字档》记事便存在一种特定语境，诸多信息记录极为简省，而对当时相关责任人而言，文字以外的信息却又不言自明。如，“天聪四年正月初六日”条收录5条金国授予降金汉官官职札付的记录，被授予人依次为白养粹、卜文焕、孟乔芳、杨文魁、杨声远。每条记录仅有被授予人姓名以及札付内容，而每件札付内容均为以“aisin gurun i han hendume”（金国汗曰）起首的金汗敕谕，除此之外再无更多信息。《清太宗实录》该日条则记为：“镇守永平两贝勒察明城中仓库，擢道员白养粹为巡抚，管理永平所属地方，以革职官孟乔芳、杨文魁为副将。”指明颁发人为镇守永平两贝勒。由此可见，《月字档》所录5件札付授予对象有其特定地域范围——永平，并且非由金汗亲授，而是驻永平贝勒以汗的名义颁发。与《月字档》以永平为中心不同，在记事时间与之大致重叠的时间区间，《无圈点档》中还存在着一条以金汗为中心的记事线索。

　　《调字档》内页共编五十五号，可划分为前后两部分：“调一”至“调二十八”页为天聪四年二月初一日至三月二十九日记事，“调二十九”至“调五十五”页为天聪四年正月至二月金汗赏给女真和汉人官员官职的敕谕，并且“调二十九”“调三十”页都明确书有“ejehe jafu buhe dangse”（颁赐敕书、札付档）。不难推断，这两部分册页本非同源，有可能是因二者体现的史事多与己巳之役有关，所以之后整理档案时被合为一本。乾隆朝重抄《无圈点档》时，该档前半部分编入太宗天聪朝第22—26册，后半部分另行编入天聪朝第33册。《吕字档》内页共编六十六号，记事时间范围为天聪四年四月初八日至六月二十日，乾隆朝重抄《无圈点档》时，编入天聪朝第26—31册。

　　《调字档》前半部分与《吕字档》都是有关金汗活动的记事，记录内容不拘一格，是日记档一部分，并且记事时间基本相接。如此，《无圈点档》在天聪四年二月至五月的记事中，事实上就出现了以永平军前为中心和以金汗皇太极为中心的两条记事主线。乾隆时期清廷重抄《无圈点档》时，因原则上是以编年体编排，故将《月字档》《调字档》《吕字档》内容混编抄录，这就导致抄本相应内容出现了同一记事时间、同一文书前后复现的情况。如，《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天聪朝第23册天聪四年二月，第一处标写为“初五日”下的记事为：

　　致遵化书云：“钦奉汗命，于初一日遣人三十前往捉生，未得其骑马者,仅得其步行者，讯之。云，祖仍驻山海关，抚宁驻有副将四员，一曰朱梅、一为祖之弟、一姓马、又一姓黄，已与内地不通信息等语。再，我两处所有军马，其头等者膘肥体壮，羸弱者再饲养十日，无论何往，可以乘骑。甲兵所需粮草，皆已获得。建昌一带已降与未降地方数目及兵丁数目，皆已缮入汉文册内。又，我等曾欲致书于祖，又恐言轻，遂候汗谕。建昌之驻军，曾命赏以银两，现已遵旨赏赐，千总、把总，各赏银二两，其赏银由马副将亲自赍往赏赉而还。往取马副将之家眷，闻已离北京，自海而来。其原先所派之人已至，于初四日，遣人前往约定地方迎之。至于我军马匹，十匹之中七肥三瘦。”

　　继之，再次出现“初五日”字样，其中一条记事为：

　　驻永平众台吉致书云：“钦奉汗命，于初一日遣人三十前往捉生，未得其骑马者,仅得其步行者，讯之。云,祖仍驻山海关，抚宁驻有副将四员，一曰朱梅、一为祖之弟、一姓马、又一姓黄，已与内地不通信息等语。再，我两处所有军马，其头等者膘肥体壮，羸弱者再饲养十日，无论何往，可以乘骑。甲兵所需粮草，皆已获得。建昌一带已降与未降地方数目及兵丁数目，皆已缮入汉文册内。又，我等曾欲致书于祖，又恐言轻，遂候汗谕。建昌之驻军，曾命赏以银两，现已遵旨赏赐，千总、把总，各赏银二两，其赏银由马副将亲自赍往赏赉而还。往取马副将之家眷，闻已离北京，自海而来。其原先所派之人已至，于初四日，遣人前往约定地方迎之。至于我军马匹，十匹之中七肥三瘦。”

　　此页贴有签注曰：“谨查，此段与之前第五页所写内容无异，盖旧档重复记之也。” 此处所指就是上一处初五日引文。签注曰两条记事“无异”“重复”，但它们的起首部分却并不相同。这实则体现了两条记事的不同来源：前者出自《月字档》，由于该档信息为驻永平金军所记，故发信人身份毋庸赘言，书信内容之外仅记录书信去向“致遵化”足矣；后者则出自《调字档》，该段文字的最初记录者为御前文书人员，故无必要言明收信人，只需记录发信人身份。

　　又如，同样是在第二处“初五日”之下，还记有：

　　汗与诸贝勒于汗城南关东门会审同袁都堂兵交战时蒙古等败走一案。汗谕诸贝勒曰：“前已有旨，其攻城先登而授职之人，嗣后我等勿得再令攻城。彼等既捐躯建功，复令攻战，意欲何为。此等有功者当留在诸贝勒、固山额真左右，唯遇众人齐战时，随众进战。若彼欲战，亦当止之。即或士卒中若有一二次率先登城立功者，亦不可再令攻城。将此旨意，令传谕驻永平、滦州诸贝勒大臣及众人知之。”

　　天聪朝第24册天聪四年二月第一处“初十日”下，再次出现皇太极这道谕旨，有签注曰：“谨査，此段与二十三册所写一段内容无异， 盖旧档重复记之也。”事实上，后者与前者亦不完全相同，记为：

　　由遵化遗书云：“二月初五日，汗与诸贝勒于汗城南关东门会审同袁都堂兵交战时蒙古等败走一案。汗谕诸贝勒曰：‘前已有旨，其攻城先登而授职之人，嗣后我等勿得再令攻城。彼等既捐躯建功，复令攻战，意欲何为。此等有功者当留在诸贝勒、固山额真左右，唯遇众人齐战时，随众进战。若彼欲战，亦当止之。即或士卒中若有一二次率先登城立功者，亦不可再令攻城。将此旨意，令传谕驻永平、滦州诸贝勒大臣及众人知之。’”引用时酌情改动。

　　这组记事前者来自《调字档》，后者来自《月字档》。同上一组记事不同之处在于，上一组为驻永平贝勒写给金汗的文书，两条记事其实分别是永平及御前两端文书人员的收发记录，而这组记事原本是一条金汗皇太极的活动记录，由于皇太极令传其谕旨，御前文书人员便加上日期后将整条记事咨往，使一条“日记”内容成为一份文书，并被驻永平金军登记其来处“由遵化遗书云”后入档，因此尽管这组记事的文本内容所差无几，但实质上并不相同。与上述两组记事情形相类，《内阁藏本满文老档》对应《月字档》的记事时间范围内，被签注为“内容无异，盖旧档重复记之也”者还另有两处，也同样都是分别抄自《月字档》与其他档册（《雨字档》《吕字档》），亦为因文书传递而产生的“重复”记录。可以说，这4组史料非常典型地展现出《月字档》没有经过特别的编纂，信息自成一体，具有相对独立性及原始性。

　　《月字档》所有记事仅一条记事与永平军前事宜无关，在“月六十一”页，为四月初五日金国派遣叶努（yenu）自沈阳出使蒙古喀喇沁部之事。《月字档》记事存在按自然时间顺序记写至天聪四年五月初四日后，又接续加写四、五两月记事的情况，而这条记事便是位于加写部分，所以很有可能是抄录过程中误入于此。

　　20世纪30年代，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曾发现一批满文木牌，这批满文木牌为崇德元年之物，记录的是当年清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征明之事。据介绍，木牌共26支，“以高丽纸包裹，外皮书‘baturi jiyūn wang ni cang ping jeo de cooha genefi suk’ai gajiha bithe’（苏开往武英郡王在昌平州之军中，取来之文书）。同包内复有纸写档案四十余件，与木牌所记，间有相同，当系钞自木牌者。木牌字体为老满文（即无圈点满文——引者）与加圈点满文两种，内容系记载战地杀敌，俘虏，及掠获战利品等事”。这批档案中以满文木牌较为引人瞩目，然其实际上是木、纸并用。不过，介绍中似对外皮满文意思的理解稍稍有误，其义应为“武英郡王阿济格之进兵昌平州后，由苏开携来之文书”，也就是苏开自军前带回的战报。无论是从形成背景来看，还是记事内容来看，这批档案与《月字档》极为相似，可进一步为后者的产生提供参考。

　　作为前线战报，《月字档》的记事内容无疑应当定期或不定期送回后方进呈金汗以便决策，而不待撤军后统一带回。前面提到的《月字档》中补记四、五月记事，以及一条无关记事误入这些现象的出现，应该都是由于这些前线情报送入沈阳的时间不一、形制不一、材质不一，而后整理誊抄时不周所致。“月一”页的“两黄旗”值月旗的标注，也说明《月字档》制写于后方。天聪四年二月十四日，皇太极返回沈阳前对金军有过部署，令各旗分驻守永平等四城。具体为：“命贝勒阿巴泰、济尔哈朗、萨哈廉，偕文臣索尼、宁完我、喀木图，率正白、镶红、正蓝三旗将士镇守永平府；文臣鲍承先、白格，率镶黄、镶蓝二旗将士，镇守迁安县；以滦州系边地，命固山额真图尔格、纳穆泰为帅，偕文臣库尔缠及高鸿中，率正黄、正红、镶白三旗将士守之；又命察哈喇为帅，偕文臣范文程，率蒙古八旗将士，镇守遵化。”以此观之，金军在前线阵地并非采用八旗值月记档机制，这既无必要，也难以实现。那么，“月一”页“驻永平府诸贝勒办事档”之语显然即是沈阳文臣为这一汇总自永平发回的军前记录之档册所拟题名，此页当是该档真正的原始封面。

　　《月字档》有很多勾抹、改写、增写等经过编辑的笔迹，可以确定的是，这些改动基本并不涉及语义的改变，只是语法上的修饰和完善，且更动后新写文字的特征与《月字档》原文满文特征接近，应该是写成不久后所做的文字编辑工作。

　　通过对《月字档》探析，不仅可以确认该档文本信息确实产生于军前，同时也进一步展现了辨别军前档的标准。《无圈点档》中与《月字档》相类者，尚有《腾字档》。

　　四、《腾字档》文本特征辨析

　　《腾字档》内页共编九号；书写文字为无圈点满文，惟见有极个别字施加圈点；乾隆朝重抄《无圈点档》时，编入太祖朝第73册，注称“天命朝记事十三件，记月日而未记年”（abkai fulingga i forgon de ejehe baita juwan ilan hacin. biya inenggi ejehe gojime aniya ejehekūbi），此语有误。尽管整本档册未标注具体年份、事件等信息，但通过分析记事内容即可确定其亦为天聪四年档案。

　　《腾字档》第一件完整记事的时间为天聪四年三月十五日。不过在该日记事之前，有一行满文：“suwe gisun hendume tafula..terebe nakabuci guwa alhūdambi ojorahū..”（尔等言语劝之！若将伊革职，恐他人效仿）抄本太祖朝第73册未录。经过比对，这句话同样见于《月字档》“月三十”页，《月字档》相应语句与之有细微差别，写为：“suwe gisun hendume tafula..terebe nakabuci guwa geli alhūdambi ojirahū..”（尔等言语劝之！若将伊革职，恐他人又效仿），《月字档》该记事起首记为：“ice uyun de juwe beilei bithe..KORCIN [KORCAN] de unggihe..”（初九日，两贝勒之文书致科尔沁［库尔缠］）其中，KORCIN旁有以稍大字体所书KORCAN，但无勾抹笔迹，满文中此二字差别甚小，仅是I比A字牙稍长，该字于抄本中按korcin（科尔沁）抄写。经过对内容解读，此处文书接收方实为kūrcan(库尔缠)。原近似KORCIN之字，应为最初于档上抄录文书时将KORCAN之A稍稍写长所致，而后为避免与KORCIN混同，故又重书以明晰之。因此，原近似KORCIN之字I的写法与前后字I的写法截然不同，并且重书后亦未将原字勾抹。那么可以确定，前述《腾字档》首句乃天聪四年二月初九日驻永平两贝勒发给库尔缠文书之末句。如此则知《腾字档》记事内容有散失，现存档内记事将此算入后共计14件。从所记事项的时间上看，除上述二月初九日记事外，《腾字档》有三月十五、二十九日，四月初三、初六、初七、十二日，五月初三、初六日共八日记事，其中三月十五日，四月初三、初六日，五月初三、初六日记事于《无圈点档》中无相同记事，三月二十九日与四月初七、十二日记事《月字档》亦有体现，但又稍有不同。现就两本档册共有记事予以比对分析。

　　《腾字档》“三月二十九日”条载：“emu nirui orita uksin..emu jalan i sunjata amban be amin beile gamame un tuhere baru cooha juraka..”（阿敏贝勒率领每牛录甲兵各二十名，每甲喇大臣各五员，向西发兵）“四月初七日”条载：“wasihūn tabcilaha cooha duin biyai ice nadan de amasi isinjiha..”（西掠之兵四月初七日归来）这一记事上方以略有过渡特征的满文小字横向补写：“jakūn inenggi tabcilafi bederehe..olji ulha aciha aciha baha..jen dzi jen be dahabufi dulga be boigon araha..dulgabe olji araha..”（掠八日而还，俘获人畜颇丰。降榛子镇，半为编户，半为俘）

　　再看《月字档》。《月字档》“三月二十九日”条先记“amin beile..abatai taiji..jirgalang taiji..šoto taiji geren cooha be gaifi julesi looting ni baru[wasihūn] tabcin genehe..”（阿敏贝勒、阿巴泰台吉、济尔哈朗台吉、硕讬台吉领率众兵往南向乐亭［往西］征掠），后接征掠过程中发给明帝的文书内容及相关交涉事宜，之后记“uheri jakūn inenggi tabcilaha olji aciha aciha baha..jen dzi jen be dahabufi niyalma dulga be boigon araha..dulgabe olji araha..hoton be efulehe..duin biyai ice nadan de yung ping de isinjiha”（共掠八日，俘获颇丰。降榛子镇，人半为编户，半为俘，毁城。四月初七日还至永平）。此为《月字档》唯一一处具有记事本末特征的记事。

　　以上为《腾字档》与《月字档》对阿敏贝勒自永平府领兵略明出发与返回的记录。从中可见，就出征记录来说，两本档册信息恰好互补——《腾字档》侧重官兵，《月字档》侧重几名主帅。《清太宗实录》的记载与二者不同，却又像是二者的结合，记为：“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硕讬，同八大臣，率兵六千人，往略迤西一带地方。”《实录》此条记录应另有所据。而《月字档》中勾抹的笔迹，究竟只是误抄，还是表明金军最初的进兵计划，已难以考证。《腾字档》与《月字档》对于阿敏军返回的记录在表述上虽有差异，但核心信息一致，特别是《腾字档》后加之语，与《月字档》记事在文本上更是高度相似。

　　接下来比较四月十二日记事。《腾字档》《月字档》该日条目均有两个记事，且有对应关系。《腾字档》“四月十二日”条记事一：“abatai beile..jirgalang beile..sahaliyan beile neneme jihe cooha be gaifi booi baru juraka..tere jurandara de olji niyalma ulha ulin sain tetun eiten hacin i jaka be gemu gamame ba baktandarakū dalime gamaha..”（阿巴泰贝勒、济尔哈朗贝勒、萨哈廉贝勒率先来兵丁返家。启行时，所俘人畜、财货、良器，诸凡物什皆携去，驱赶携带，地不能容）《月字档》对此记“abatai taiji..jirgalang taiji..sahaliyan taiji neneme jihe geren cooha..[baha] olji be gamame [boo de]genehe”（阿巴泰台吉、济尔哈朗台吉、萨哈廉台吉携先来众兵及［所得］俘虏返［家］），继之写他们出塞后先行发给皇太极的文书内容。两本档册相应部分，《腾字档》比《月字档》多出一句。

　　《腾字档》“四月十二日”条记事二：“amin beilei bithe juwan juwe de lanjoi amban tanggūdai namtai turgei de unggihe..（1）（阿敏贝勒之文书，于十二日致滦州大臣汤古岱、纳穆泰、图尔格）morin tuwakiyara de niru toome emte janggin jalan de emu ejen gaifi tuwakiyana..dahaha irgen i aika jaka be nungnere（2）.. tariha usin be fehutere..maise ulebure facuhūn yabuci gaifi genehe jalan i ejen janggin de weile..jai juen nikan meni meni giyai dendefi tehebikai..nikan i giyai de ume genere..nikan i giyai de jušen genehebe sahade（3）jafa..gūsai ejen meni meni gūsai niyalma be yamji cimari saikan ulhitele hendurakū ofi weile arambikai（4）..ulhitele geterembume henduci aide weile arambi..coohai niyalma suwe dain i bade anafu tefi joboro koro（5）seci..šajin be jurceme weile arafi tantara erulere oci geli saiyūn（6）..”（看守马匹时，毎牛录由章京一员、每甲喇由额真一员率领前去看守。如有侵害降民诸物、践踏耕田、喂食麦子之妄行，罪其领兵甲喇额真、章京。再，女真、汉人已各自分街而居。勿去汉人街。如见女真去汉人街，执之。固山额真不行夙夜敦诫各自本旗人众，治罪。如明白晓谕，何以治罪？尔等军士驻守敌境，若谓苦忿，则违法治罪，责打、用刑，善乎。）

　　《月字档》“四月十二日”条记事二与此相差无多，在此为突出问题及节省篇幅，仅将其与《腾字档》有异之处于上引《腾子档》文字以下划线标出并转写相应词句，分别为：

　　1.ineku tere inenggi wasimbuha bithei gisun..beile hendume……（当日所降文书之语：贝勒谕：……）

　　《腾字档》与《月字档》在此之后都是贝勒所谕的具体内容。可以看出，二者起首部分仍有差异。《腾字档》中体现的文书接收者是三名驻滦州女真大臣，《月字档》指向性模糊，按一般理解似是面向驻永平府四城金军，从谕令内容看也确实如此。

　　2. aika jaka nungnere

　　《月字档》省去格助词be，于语义无影响。

　　3.genehe be saha de

　　两本档册此处用词无异，差别仅在于《腾字档》中格助词be、de与前一动词连写，《月字档》分写，于语义无影响。

　　4.arambi kai

　　两本档册此处用词无异，差别仅在于《腾字档》感叹词kai与前词连写，《月字档》分写，于语义无影响。

　　5.JOMBOJI

　　《无圈点档》抄本中将该词写为jombuki， 但从字形上看应识读为jombuci。这两个词均可视作动词jombumbi的变体，本义为“与人提言，凡忘了、遗漏遗失之处，提起言之；启发”。然而，将该词词义带回原句语义不通。或因如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译的《内阁藏本满文老档》译文中此处略过未译。此外，JOMBOJI还可识读为yumbuci，其原形为yumbumbi，义为“引导就于善；欺诳引进于不善；融化之；浸润”，然带回原句同样不通。如此看来，《月字档》此处疑似抄写有误。但考虑到时人曾对《月字档》有过编辑行为，而此处又无改动痕迹，所以也不能排除当时女真—满语口语中有词义与《腾字档》相应之处joboro koro接近而写作JOMBOJI的词汇。

　　6.saiyūn

　　《腾字档》比《月字档》多出geli（又）一词，但省之于整句文意无碍。

　　从这些《腾字档》与《月字档》共有记事的文本内容上看，二者密切关联，参合来看还可获得更为丰富的历史信息。综合考量，《腾字档》与《月字档》的文本内容应该是出自永平府军前文书班底的不同分支记录，因此它们记事不完全重叠，且对同一事件的记载有同有异而又有相互参照过的迹象。仔细分析《腾字档》就可发现，包括“腾二”页左侧仅剩有一句话的二月初九日记事在内，诸多记事都十分明确地与滦州有关。直接出现满文“滦州”（lanjo）字眼自不待言，天聪四年二月十四日，金汗皇太极“以滦州系边地，命固山额真图尔格、纳穆泰为帅，偕文臣库尔缠及高鸿中，率正黄、正红、镶白三旗将士守之”，因此档中发给库尔缠与高鸿中（该档中称g’ao fujan，即高副将）的文书也表明了这一点。在《腾字档》全部14件记事中，此种记事共计7件。另有1件记事的文书接收者为“KEO..LANG”，经分析史料，应为高郎（g’ao lang），亦指高鸿中。此外，前文提到的《腾字档》“四月初七日”条关于阿敏贝勒督率金军西掠返回的记事后，又加入的“掠八日而还，俘获人畜颇丰。降榛子镇，半为编户，半为俘”之语，应当也是因为与滦州有关才被写入。榛子镇为滦州属地，且滦州城也是永平等四城中距榛子镇最近一城， 所以该镇归降后，最有可能即是由驻滦州金军节制。

　　推求相关文本信息，仍可进一步确定《腾字档》与滦州之渊源。

　　例一：“三月十五日”条记事一载，库尔缠收到的文书为“哈克萨哈（haksaha）、鞥克（engke）携来（gajiha）之文书”。

　　例二：“三月十五日”条记事三载，滦州知州第三次逃走后，“将其家产、物什，俱送往（benehe）永平”。

　　例三：档中记录四月初三日夜之战事时称，明军“自乐亭、抚宁方向来兵，于滦州城南门来攻（afanjifi）一番而退，于西北隅来攻（afanjifi）一番而退，天亮前，兵即渡河返回”，天亮后“阿巴泰贝勒、萨哈廉贝勒自永平率三旗兵，于辰时至（isinjifi），立营滦河岸”，后“退返永平而去（genehe）”。

　　例四：“四月初六日”条收录的报给身在开平一带的阿敏贝勒的情报中有：“贝勒所差遣三人，于初六日大餐时来到（isinjifi）滦州后，业由滦州差遣至永平。”

　　这4件记事，凡事关人、物至滦州者，所用gajiha（携来）、afanjifi（来攻后）、isinjifi（到来后）均为含有“来”之趋向的动词；凡事关人、物离开滦州者，所用benehe（送去了）、genehe（去了）均为含有“去”之趋向的动词。记录者显然是时正身处该城。

　　除以上9件记事之外，其余5件记事皆未出现其他地名或明显与滦州无涉之信息。

　　经过上述分析可以明晰，《月字档》所具有的信息在地化特征，在《腾字档》亦有体现，足以推断《腾字档》为记录己巳之役驻滦州金军事务的军前档。这样就意味着，前举其与《月字档》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实际上皆以驻滦州金军为主体，两本档册相应文本信息形似实异。除“四月十二日”条两本档册所收录阿敏贝勒谕令显而易见，无需赘述外，“三月二十九日”记事，《腾字档》所载“阿敏贝勒率领每牛录甲兵各二十名，每甲喇大臣各五员，向西发兵”，应当乃特指《月字档》所记阿敏贝勒、济尔哈朗台吉、硕讬台吉领兵往西征掠一事中驻滦州金军的出兵情况。又，《腾字档》“四月初七日”条所云“西掠之兵四月初七日归来”，亦为专指驻滦州金军。他者亦然。

　　与《月字档》不同，《腾字档》除错字、笔误外，并无过多行文曾被编辑的迹象。《腾字档》档册本身究系制写于军前抑或后方沈阳尚难确认，但其形成时间距相关史事发生未久，文本信息形成于军前且具有相对一手性则当无疑问。

　　五、余论

　　尽管直至乾隆时期，清廷在查照佐领根源以及回溯授给世职缘由、家族来源等八旗行政事务中，向将《无圈点档》作为重要参考凭证，但是对于《秋字档》《月字档》《腾字档》《余字档》《律字档》的军前档属性业已出现知识断档，所以才会看到前文提到的在重抄过程中将《月字档》与《无圈点档》其他档册共同载录的4组文书断定为“无异”与“重复”之现象。本文通过解析此5本档册文本特征，还原了其本为军前档之事实。

　　1990年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曾将前面提到的满文战报木牌与104件崇德元年至八年间陆续形成的由统军征明之王、贝勒汇总呈送皇太极的满文战报原件翻译出版，名之为《盛京满文清军战报》，内容包括“清统治者致明朝将领书信，清军入长城与明兵作战，嘉奖有功官兵，俘获人口、财畜数目，各军进献物品数目，清军阵亡人数等”。从信息的来源与特征上看，《秋字档》《月字档》《腾字档》《余字档》《律字档》与之无别。这些档案之间尽管存在原件、汇抄本、誊抄本之殊，但所载录内容均为产生于某次军事征伐活动的历史信息，故可归为同类。如此，本文提出的“军前档”这一概念，对于进一步认识与考察清开国时期档案文书制度也就具有了普遍意义，而不只是《无圈点档》包含的一种专项档类型。

　　前辈学者指出：“历史资料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无论史料的内容还是形式，都是由每一个时代的社会经济关系、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思想意识的观念决定的，因此必须对它进行科学的鉴别和说明，以便正确地利用。” 因此，识别出《秋字档》《月字档》《腾字档》《余字档》《律字档》为军前档，其史料学意义，即在于推进学界对《无圈点档》的有效利用。如前文所证，只有在认识到《秋字档》《月字档》《腾字档》《余字档》《律字档》为军前档之后，才能够准确把握其在特定历史语境下略而未书的诸如人物、地点等信息要素，发掘出隐藏在文本背后的历史事实。在这基础上，通过将它们的信息与《无圈点档》其他档册以及《清太宗实录》等文献相关内容进行比较研究，可为详细重建己巳之役、大凌河之战等战役中清朝（金国）前线的政务运作、情报传递网络之历史细节提供新的方向。还需强调的是，《无圈点档》与其抄本尽管就内容而言，“重抄本除不录原本内被其前代删削、涂盖的文句及重复之章节外，其余文字，不加删划，全文抄录，仍忠实地再现史料原意”，然而办理抄本过程中将5本军前档简单地视作一般编年体史料编抄，实际上即已造成重要历史信息流失。解读抄本相关内容时须审慎对待。

　　此外，军前档的确认，使《无圈点档》40本档册中的专项档类型增至六类，数量增至23本，日记档则相应减少至16本，另有1本档册今称《无编号残档》，系乾隆初装裱时专门用来安置旧档散落的残页，不成体系，不计入二者。这就意味着《无圈点档》中真正可称“编年体档案”者，实际上仅有16本日记档以及《寒字档》《调字档》《满附二》中原系日记档部分。足见，《无圈点档》并非一部编年体档案汇编，而是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与丰富性。因此，有必要回到文本本身，重新审视《无圈点档》史料价值，还原每本档册真实面貌，使之成为清开国史研究“新史料”。

　　（本文注释内容略）

 

　　供稿：科研组织处、满学研究所

　　文章来源：《民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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