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于《北京档案》2026年第8期

　　

　　安大伟

　　星天地娱乐城

　　史志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云居寺全貌

　　

　　云居寺南北双塔　　

　　隋末唐初，幽州智泉寺高僧静琬于涿州白带山发愿镌刻石经 ，创建云居寺 ，此后历代皆有增刻石经，山以经名，寺以经贵 。清代云居寺是京畿地区重要的信仰中心，皇室、官员和地方百姓都在寺院发展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 ，形成跨阶层的信仰共同体。过往学界对云居寺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中古时期，云居寺在清代的发展则较少受到关注 。[1] 民国溥儒编《白带山志》、云居寺文物管理处编《云居寺贞石录》、杨亦武编《房山碑刻通志·大石窝镇》，此三书收载了清代云居寺碑刻 50 余通 。这些碑刻文献是研究清代云居寺的第一手史料，从中可以洞悉清代云居寺的发展脉络，及其与世俗社会的互动关系。

　　一、清代云居寺的重建与传承发展

　　清代，云居寺改为传承临济宗法脉，高僧辈出，传十四代 。其中前三任住持溟波、圆通、了尘重修云居寺，对寺院中兴贡献卓著 。康雍乾时期是清代云居寺的繁盛时期，嘉道以至清末仍保持稳定香火。

　　溟波（1623-1692），清代云居寺重开山第一任住持，传临济宗天童派第三十三世，为云居寺中兴之祖 。讳超古，字溟波，顺天府武清县北仓村人，俗姓郭，顺治十年（1653）由法源寺普润和尚圆戒 。 自康熙二年（1663）担任住持后，云居寺进入又一个辉煌时代 。碑文记载，“莲台金地，焕然一新，参上乘者五百余众 。千余年选佛之场，盖后先辉映焉”。[2] 反映其时寺院僧人之众、佛事之盛。

　　康熙年间溟波对云居寺进行全面修复建设，修建“殿宇共八层，禅堂、寮房、厨库共二百余间 。修普同塔，立碑记，以遵古人刻经板，一碑刻《金刚经》，一碑刻《药师经》。 造八大菩萨、十二药叉大将，祝国祐民”。[3] 遵循隋以来历代云居寺僧人石刻佛经的传统，将《金刚经》《药师经》等佛经刻石立碑 。这次修建工程“经始于康熙壬子之岁，工未完而超古大师圆寂归西 。复有法嗣明广师，因规矢愿，告竣于戊寅之年”。[4] 自康熙十一年至三十七年（1672-1698），历时长达 27 年。

　　康熙三十一年（1692）溟波圆寂后，弟子圆通继任住持，接续修建工程。圆通，讳明广，顺天雄县西北乡人，俗姓高 。他同样是一位社会影响很大的高僧， “ 上自王公卿大夫，靡不虚往实归，久而加敬；下至负贩之细人，骄悍之俗子，钦奉欢喜，从无间言”。[5]第三代住持了尘，讳实福，河间府河间县人，俗姓陈。他担任住持期间进一步扩建寺院，“秉拂十六年来，移大悲坛，建藏经殿、比丘坛、客堂、回廊及后层殿刹，皆辉焕倍昔。参度学者，岁有数百”。[6]清前期云居寺三位高僧住持重修寺院，为寺院发展奠定基础，重振北方名刹地位，其时往来参拜者络绎不绝。

　　云居寺在清中叶发展到鼎盛阶段 。涿州马坊村兴隆寺是云居寺下院，由上寺统一管理 。康熙五十二年（1713）三月，涿州知州赵某向云居寺住持圆通出给香火地合同执照。“西域寺有屯地壹顷五十余亩，又有香火地贰顷陆拾余亩，尘落马房村东，以为众僧供修之地”。[7]作为下院的兴隆寺成为云居寺经济的重要来源 。乾隆四年（1739），云居寺僧际旺认买乡绅李元龙名下入官房地并山坡，“地贰顷壹拾肆亩，房拾壹间，山坡贰处，内有应纳民地钱粮捌两分贰厘肆毫参丝壹忽壹微”。[8]说明此时寺院已有较为富足的财力 。西峪云居寺直至清末亦未衰落，光绪年间寺院仍“有众三百余，香火地百顷 ”[9]。

　　清代云居寺自溟波始，传承临济宗法脉。同治三年（1864）云居寺僧众将道光二十二年（1842）僧录司正印、传临济正宗第三十七世了信所撰的原立于西直门笑祖塔院的《反本寻源归复临济正宗碑记》刻石立于寺中，“从兹绪复真传，庶几源远而流自长，支清而宗得正也”。[10] 以此证明云居寺是临济宗的正统传承，同时也是临济宗在清代京畿地区复兴的重要例证。

　　二、皇室与大臣：清代官方对云居寺的崇奉　

　　清代云居寺得到帝王和达官显贵的护持与眷顾 。清朝多位皇帝亲临寺院瞻礼，向寺院题诗赐匾、颁赐藏经、赏赐田产，确立了云居寺皇家寺院地位。贵族大臣为寺院捐助田地、撰写碑文，对寺院亦多有扶持 。帝王权贵的崇奉，是清代云居寺得以长期兴旺的重要原因。

　　康熙年间云居寺住持溟波受到康熙帝召对，并得到赏赐白金三十两，溟波以之为“云居造藤布衣百领有余，济僧众”。云居寺是清帝展谒西陵途中的重要驻跸场所，清乾隆、嘉庆、道光三帝均曾驾临云居寺 。乾隆十八年（1753）春乾隆帝游云居寺 ，作诗《初游云居寺二十韵》《游云居寺即景杂咏》，为寺院题写匾额楹联多幅 ，[11] 又颁赐官刻《大藏经》一部。在统治者的支持下，乾隆年间云居寺已是“ 四方瞻拜者往来不绝，京师一大名刹也”。[12]嘉庆帝于嘉庆十四年（1809）、十八年（1813）两度驾临云居寺，作诗《云居寺瞻礼二十韵》《再游云居寺》，寺僧将诗作立碑刻石，置于御碑亭中 。嘉庆帝首次游云居寺时，将涿州境内稻田三百余亩赏赐寺院。[13]

　　入清以来云居寺获得的最大一笔土地捐赠，是清乾隆年间副都统兼管右翼步军总尉事佐领、和硕额驸福增格的捐助。云居寺“因距先祖文瑞公（伊桑阿）先茔甚逦，是以余家三世，护持焚修，将及六十年矣”。福增格是山西巡抚伊都立之子、清初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伊桑阿之孙，处于清中叶八旗上层，地位显赫 。家族三代人护持道场，是清前期云居寺最大的功德主。乾隆十九年（1754），福增格将其坐落在新城县栗各庄“地二十顷零五十亩，瓦房十五间，土房二十五间，场院园子并树 ”[14]，悉数施与常住，永为寺业。

　　嘉庆帝驻跸云居寺期间，大臣傅善亮“ 因扈毕之余，慨然有布施之愿”。[15]遂将祖业田产二十二顷半施半卖与云居寺，又施舍寺院田产三顷，供佛斋僧。嘉庆十五年（1810）二月，直隶总督温承惠奏请将涿州和珅入官民地一顷六十九亩三分，与和珅家人刘全入官民地九十七亩六分，拨赏给云居寺，“俾丛林戒僧香火充裕 ，益沐鸿慈 ”[16]，得到嘉庆帝的批准。这是嘉庆年间云居寺获得的两笔较大的田产捐赠。

　　应寺僧所请，清朝王公大臣多有为云居寺撰写碑文者，或纪高僧行迹功德、或述寺院修建本末，同样是护持寺院的一种方式，从中可见云居寺高僧与清朝皇室大臣多有结交 。如多罗宁郡王弘皎撰碑文三通，吏部尚书许乃普撰碑文二通，以及多罗慎郡王允禧、文渊阁大学士陈元龙、刑部侍郎彭希濂等各撰碑文一通 。尤其清末恭亲王奕诉数度到访云居寺，撰《云居寺传戒碑》，《白带山志》卷十保存其题咏寺院及与住持慈霞酬赠诗十余首，是清朝皇室中撰写云居寺诗歌最多的一位。

　　云居寺在清代京畿地区形成广泛的信仰基础，民间施助是清代云居寺延续与发展的重要经济支撑 。善信群体中有为数众多的女性，包括女居士、官眷和普通民妇 。 民间善会有组织地向云居寺进香献供、施粮施布，成为寺院常态化的供养群体。

　　现存清代云居寺功德碑 20 余通，证明了云居寺的民间施助在有清一代始终不断 。京畿百姓结社联会、有组织地捐助云居寺活动较为普遍 。乾隆年间翰林院编修博明记载，“西域寺为房山大刹，僧众云集 。每岁游者接踵，春秋时尤多 。好佛者因作赛会，鸠资作供帐，余以施僧，游者颇乐从之 。 旧有面会，盖施面斋僧者，至是准每岁面资置地若干，以为永远计”。[17] 清中叶云居寺戒僧和游览者众，面会每岁为寺僧供应口粮、为寺院购置香火地。

　　宣统三年（ 1911）春，直隶涿州城东乡东小茔村朝山会立《西域云居寺地藏阁碑文》，记载了光绪二十三年 (1897)四月该会捐资云居寺修建地藏阁之事，碑阴题东小莹村朝山会 140 余位信众姓名 。虽然清代房山县改为直隶于顺天府 ，不再隶属于涿州，但云居寺始终是涿州西北的重要道场，对涿州百姓日常生活和精神信仰具有重要影响。

　　云居寺历史上女性在参与捐赠、护持宗教文化活动方面作出突出贡献 。如隋朝萧皇后施绢千匹助静琬刻经、唐朝金仙公主奏请唐明皇为云居寺赐经赐田庄、万历帝生母李太后迎请石经山雷音洞埋藏的佛舍利入宫供奉 。清代云居寺是京城及周边女性信众布施祈福的重要道场 。这些流传下来的女性功德碑刻，成为研究清代华北女性信仰的珍贵物证。

　　康熙初即有京师女性到云居寺布施斋僧，“京都信女孙门冯氏、董门蔡氏游历此山，因问住持曰：‘此间香火地有若干？’住持答曰：‘一亩全无 ，而况多耶！’由是信女等各发护教之心，同捐衣食之费，置地五十余亩，以为助道之资。”[18] 同时也反映出清初云居寺田产缺乏，僧人难以为继。

　　道光年间贝勒绵律侧室张氏，以官眷身份出资修寺，是清代中期旗人官妇崇信云居寺的例证。“发心皈依清云居寺第七代住持福渊为三宝弟子，秉受菩萨大戒 。赐名真善，供养三宝，庄佛斋僧 。感化夫主，一同发心皈依三宝，法名真明”。张氏拜云居寺住持福渊为师，捐资助修大悲坛[19]、千佛殿[20]、香树庵[21]，并请求于寺南择吉地葬双亲，且留余穴，为百年后葬所，得到住持福渊的允准。

　　女性在善会组织中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京都顺天府宛平县信女吴门王氏为乾隆年间“云居之会首，统众献香灯于金地伽蓝，引化众善，同种般若之妙因”。[22] 光绪三十三年 (1907)，有善会以顺天府固安县城北乡马家屯马李氏为会首，会众 120 人，其中女性有 80 人之多，[23] 可见清代京畿地区女性佛教信众数量庞大 。她们乐善好施，礼佛斋僧，为云居寺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1]参见吴梦麟、张爱民撰写的《清帝与云居寺》一文，载于《中国紫禁城学会论文集》（第十辑），紫禁城出版社2017年出版；郭雅楠撰写的《房山云居寺与明清皇室》一文，载于《北京文博文丛》（第一辑）,北京燕山出版社2020年出版。清代石经山麓东峪、西峪两寺皆名云居，西峪云居寺繁盛，东峪云居寺败落。本文主要研究西峪云居寺。

　　[2]弘皎.重修云居寺碑[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12.

　　[3]徐士珽.范阳郡白带山云居寺溟波和尚碑记[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02-104.

　　[4]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记[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00.

　　[5]陈元龙.大清西域寺圆通广禅师塔铭[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07.

　　[6]弘皎.西域大云居寺了尘福禅师塔铭[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16.

　　[7]西域寺下院兴隆寺地亩碑[M]//杨卫东.古涿州佛教石刻.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267.

　　[8]弘皎.认买入官房地碑[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10.

　　[9]赵烈文,樊昕.能静居日记[M].北京:中华书局,2020:2202.

　　[10]了信.大清京都西直门外笑祖塔院反本寻源归复临济正宗碑记[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56.

　　[11]于敏中,等.钦定日下旧闻考[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卷 131,2109.

　　[12]允禧.云居寺大悲殿记[M]//杨亦武.房山碑刻通志.北京:学苑出版社,2020:卷 3,170.

　　[13]达焕.御赐稻田碑[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37.

　　[14]福增格.施地供众碑记[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20.

　　[15]傅善亮,傅德亮.傅宅地亩碑[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41.

　　[16]直隶总督温承惠.奏请将涿州入官民地拨给房山县西域寺以资香火事,嘉庆十五年二月二十五日,档号04-01-35-0600-02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

　　[17]西域寺置地记[M]//溥儒,杨璐.白带山志.北京：中国书店,1989:卷 9,145.

　　[18]石经山雷音寺施香火地碑[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52.

　　[19]体宽通申.西域山大云居寺重修大悲坛碑[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45.

　　[20]吕延烈.西域云居寺千佛殿碑记[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46.

　　[21]普济.香树庵原置重修二善信碑[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48.

　　[22]功德碑[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22.

　　[23]邢景耀.善会功德碑[M]//云居寺文物管理处.云居寺贞石录.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170.

　　

　　来源：北京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