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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北京日报》（2026年07月30日 11版）

　　安大伟

　　星天地娱乐城

　　史志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房山云居寺始建于隋末唐初，以藏有规模巨大、长达千载的石刻佛教大藏经闻名于世。明万历年间，被誉为“明末四大高僧”之一的达观真可（真可，字达观，号紫柏，世人也称紫柏真可）瞻礼云居寺，发掘雷音洞内所藏佛舍利，成为轰动一时的佛教界盛事，受到明朝皇室的重视。万历末，石灯庵僧人自南发起续刻佛经活动，得到在京多位善信居士的资助。人们在游览过程中访碑拓碑，注意到云居寺碑刻的文献价值。晚明士大夫以诗文形式，描写和颂扬石经山与云居寺的自然与人文胜景，彰显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地方民众集体捐资，建亭施茶，开启了云居寺千年民间慈善传统。

云居寺藏经洞 视觉中国

明代书法家董其昌题石经山第六洞“宝藏”额

石经山雷音洞内景

佛舍利横空出世

云居寺在明万历年间复兴，以高僧达观真可发现云居寺所藏佛舍利为重要契机，同时与统治者对佛教的崇奉密不可分。

万历二十年（1592年）五月，达观真可携侍者道开、如奇，太仆徐琰等至石经山雷音洞参礼，发现洞内佛像座下所藏石函，函面镌“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三十六字。上报后，万历皇帝生母圣慈皇太后闻之，“欣然喜，斋宿三日。六月己丑朔，迎入慈宁宫供养三日。”（憨山德清《涿州西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

佛舍利是佛教重要的法物，它的横空出世使云居寺在北方佛教界声名大振，令其自明中叶衰落之后又逐渐兴盛起来。

云居寺的琬公塔院（也称静琬塔院）和别院香树庵原已被寺僧所卖，达观真可“以圣慈所供斋衬金赎之，不足，仍因中贵人杨庭，属弟子徐法灯者助完之。”（憨山德清《复涿州石经山琬公塔院记》）在各方的资助支持下，达观真可终于赎回塔院。

达观真可又命其徒密藏道开，前往吏部尚书陆光祖处求援。“陆公奉命，谋诸旧绅以及太学吴氏惟明，明则捐金三百，益以诸檀，乃赎是庵。”（谢兆申《房山县为石经山香树庵补额护藏记》）在吴惟明等缙绅的帮助下，香树庵也得以赎回。达观真可特别撰写了《示东西云居寺僧众》一文，训示僧众，再肃清规。这些举措对云居寺起到了振衰起颓的作用。

接前缘佛经续刻

明代云居寺佛经续刻在万历年间寺院重兴后开始。憨山德清弟子谭贞默（累官至国子监司业兼祭酒）记载，“自达师经理后，有都城石灯僧自南，募资续刻，时在万历戊午，征以明经应试在都，力襄其事。”（《憨山老人年谱自叙实录》）

京城石灯庵僧人自南是佛经续刻的发起者，万历二十年香树庵被赎回后，“都中石灯程公受紫柏师命，而护是庵者也。”（谢兆申《房山县为石经山香树庵补额护藏记》）自南释真程，号自南，俗姓程，世称南公、次南上人。受达观真可任命，住持香树庵。从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开始联络在京多方人士，劝募共同从事刻经事业。至崇祯四年（1631年），新安许立礼等人游石经山时，将出资刻经者之一、书法家董其昌所题“宝藏”二字刻于石板，并置于今第六洞洞额。此时，明代的续刻石经工程已基本告一段落。

晚明时期共续刻佛经十余种，分别是：《六祖大师法宝坛经》《大方广佛华严经》《梵网经菩萨戒》《佛说宝云经》《佛说譬喻经》《大方广总持宝光明经》《佛说阿弥陀经》《佛说四十二章经》《佛说金耀童子经》《食施获五福报经》《佛说五大施经》《佛说楼阁正法甘露鼓经》等。据美国西来大学龙达瑞教授统计，刻经捐资人约248人。

石经题记中记载了捐资人的姓名，多为信仰佛法的官僚、士绅及其家属，其中浙江籍和江苏籍人数最多，其次是京畿地区和福建籍人士，体现出晚明时期在京江南士大夫对云居寺刻经的大力支持。

晚明云居寺佛经续刻，是房山石经史上最后一次大规模刻经。自隋大业年间静琬法师发端，历经千年薪火赓续的云居寺石经镌刻，于晚明时期画上完满句号。

士大夫行旅访碑

随着云居寺声名远播，登山览胜者络绎不绝。据笔者统计，万历、天启、崇祯三朝，士大夫游览石经山和云居寺所作诗歌有三十余首、游记多篇，描绘了石经山的胜境美景，赞美云居寺为清净庄严的佛教圣地。这些文学作品集中保存在《帝京景物略》《长安客话》《房山县志》《白带山志》等北京地方史籍中。留下诗作的晚明士大夫有二十余位，这些士大夫大多在京做官，因职务之便游访山寺。从诗文中的描写可知，登山览胜的士大夫们普遍游览了西峪寺、东峪寺、雷音洞、小五台、曝经台、琬公塔院等标志性古迹与景观。

随着明末考据学兴起，实证风气盛行，学者开始重视利用金石文字“证经补史”，访碑拓碑逐渐成为学术与文化风尚。从明万历开始，学人对云居寺的访碑拓碑活动不断。万历三年（1575年），雍扬淩、关志拯同游石经山，拓唐代碑刻而去。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书法家、翰林院编修孙慎行游石经山，“搨（今通作拓）《金刚》二通、《维摩》一通、《法华》第五之一耳。寻属苏友装之成册，册缮好。余数日爱玩无已，徘徊忘食。”（《题唐刻维摩诘石经卷后》）

万历年间藏书家、福建建宁人谢兆申与明代补刻发起者、石灯庵僧人自南同游石经山，记载道“小五台其下则为雷音之洞。盖七洞皆幽穴，而是洞独阳。介三洞、四洞间，有《法华》《维摩》《金刚》三经，可拓。”可见此时雷音洞向游者开放，贮藏石经可供拓印。

宛平人于奕正，喜好山水金石，身为京师土著，深谙本地掌故，足迹遍踏郊垧，在其与刘侗合著的《帝京景物略》卷八《畿辅名迹》中著录云居寺碑刻11种，其中隋碑2种：仁寿元年王臣暕碑，仁寿元年王邵碑；唐碑5种：开元十年梁高望碑、开元十五年王大说碑、元和四年刘济碑、景云二年宁思道碑、太极元年王利贞碑；辽碑2种：清宁四年赵遵仁碑、天庆八年沙门志才碑；元碑2种：至正元年贾志道碑、至元二年释法稹碑。《帝京景物略》是较早著录云居寺碑刻的典籍，标志着云居寺碑刻的学术价值得到了明代学者的重视。

民众修建施茶亭

万历年间佛舍利现世，引发了民间朝圣热潮。“四方四众，遐迩皆闻。每岁新正，并肩接踵。进香游礼，相继不绝。”（《小西天施茶亭新建石记》）随着进香游礼者日益增多，云居寺成为区域民俗活动的重要场所，于是有地方民众捐资修建施茶亭，供游人饮茶憩息。

早在唐代，石经山半山处即建有义饭厅，为游人提供饮食，然荒废已久。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善会会首李君捐资，于半山佛殿之侧，建立茶房六间，是为施茶亭之肇始。天启三年（1623年），又有房山石门村高万库联合各乡众善五十余人，集钱粮增建施茶亭，每岁在施茶亭内施茶结缘，奉候往来进香善众。施茶亭的修建，反映了晚明云居寺香火的旺盛，见证了石经山从隋唐刻经圣地到明清朝圣中心的历史变迁。

在高僧推动和皇室护持下，云居寺在晚明时期实现复兴。在京士大夫游山访碑、资助刻经，地方民众朝山进香、施助不绝，促使云居寺发展成为区域性的文化中心。

来源：《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