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天地娱乐城 历史研究所付邦助理研究员在权威期刊《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2期发表学术文章《大一统功业与元代昆仑山、黄河源的分置》。

付邦

星天地娱乐城 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大一统功业与元代昆仑山、黄河源的分置

 

摘要：昆仑山是传说中的著名神山，传统“河出昆仑”的观念更长期主导古代黄河源认知。受限于地理知识，汉唐时期对河源与昆仑的具体位置争议不断。元代统一后，世祖忽必烈遣都实等使臣考察河源，首次通过实地勘察，将黄河源头确定为朵甘思西鄙的星宿海，使昆仑山与河源分离。元廷重构了河出昆仑的古说，并将昆仑山定位于朵甘思东北部的大雪山，意在通过将神圣昆仑纳入统治管辖，来彰显其超越汉唐的政治功绩，凸显大一统王朝的疆域开拓与治理能力。尽管后世对元人关于昆仑山与黄河源位置关系的认定存在质疑，但这一变革不仅更新了地理认知，更强化了元朝的正统性与超越前代的统治合法性，反映了地理探索与政治诉求的深度交织。

  关键词：元代；昆仑山；黄河源；大一统

 

一、问题的提出

黄河发源于昆仑山，是古代影响最为广泛的河源观念之一，与河出积石之说并峙。不过，受限于地理视野，两汉以降相当长的时段内，人们都未能触及黄河源头的真实所在，因而作为河源的昆仑山，其具体位置也随着不同时代河源观念的变迁嬗替。汉唐之际，虽已有数种关于河源昆仑位置的看法，如葱岭、闷摩黎山，但多流于传言，并未令后世完全信服。历经政权并立，元代统一多民族国家建立，统治者对解决悬而未决的昆仑山与黄河源所在问题同样怀有抱负，并遣使溯源，最终却将昆仑山与黄河源分置两处，改变了长期以来人们反复重申的河出昆仑的结构关系，更新了时人对昆仑山定位及其意义的认知。元使经过实地考察，提出星宿海为黄河源头，抛弃了黄河源出昆仑山的古老观念，一度摆脱了河出昆仑或以某山为河源的窠臼。尽管如此，值得注意的是，元廷仍然承认昆仑山的真实性，并将此山的位置确定在星宿海东北数百里外，这种做法十分特殊。

晚近以来，对于历史上纷繁复杂的昆仑山位置问题，学界已有诸种申发。如清人毕沅认为甘肃祁连山为昆仑山，王国维则以喀喇昆仑山为古昆仑。顾颉刚据《禹贡》提出，“昆仑山最先是在今陕西东部‘昆夷’地，其他指祁连山、阿木尼麻禅山、巴颜喀拉山、冈底斯山、于阗昆仑，都是后来傅会的”。王守春则认为，先秦时期的中原人无法详知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的水系，故昆仑山不可能是帕米尔高原或塔里木盆地西南的昆仑山脉，昆仑山当为帕米尔高原。鉴于历代昆仑山定位变动不居的情况，亦有学者指出，相较于考求昆仑山的“真实”位置，更当将“昆仑”视作体现中华民族不同时期思想文化观念的符号加以研究。这一看法为理解元代昆仑山位置的特殊性提供了切入点。

其实，前贤已注意到元时昆仑山与黄河源分离两处。比如岑仲勉在梳理历代河源认知时，既整理了河源昆仑的位置变迁，还考察了元廷追寻河源的动机，并将昆仑山定位的不断改替定义为昆仑山的地理层化。但是，元廷为何在实证星宿海为河源的同时，仍有意在黄河上游流域保留昆仑山意象？河源与昆仑的分置对时人的观念产生了何种影响？这种新的河源、昆仑位置关系透露了元廷的何种政治诉求？这一系列问题仍有待解决。本文欲由梳理元廷追溯河源始末出发，就上述问题加以讨论。

二、元以前的河源观念与都实的星宿海探源

元世之前，时人讨论河源昆仑最常提及的两种观点即葱岭说与闷磨黎山说。《元史》言此道：

河源古无所见。《禹贡》导河，止自积石。汉使张骞持节道西域，度玉门，见二水交流，发葱岭，趋于阗，汇盐泽，伏流千里，至积石而再出。唐薛元鼎使吐蕃，访河源，得之于闷磨黎山。然皆历岁月，涉艰难，而其所得不过如此。世之论河源者，又皆推本二家。其说怪迂，总其实，皆非本真。

葱岭河源说首见于《汉书·西域传》，所谓“其河有两原：一出葱岭山，一出于阗。于阗在南山下，其河北流，与葱岭河合，东注蒲昌海”。闷磨黎山即刘元鼎之紫山。刘元鼎，此处误作薛元鼎。《新唐书》载唐穆宗长庆年间，刘元鼎代表唐廷入蕃与吐蕃会盟，返程途中从吐蕃人那里获悉，吐蕃辖内有三座山峰“中高而四下，曰紫山，直大羊同国，古所谓昆仑者也，虏曰闷摩黎山，东距长安五千里，河源其间”，将河源昆仑由西域重溯至吐蕃。

元初，因为宋辽金时期中原与西边的吐蕃等地长期隔绝，时人对黄河源头的认知已比较模糊。这种模糊固然是多种因素合力造就的结果，而首要原因，应属王朝疆域的局限性对探寻黄河源头活动的束缚，“意者，汉、唐之时，外夷未尽臣服，而道未尽通，故其所往，每迂回艰阻，不能直抵其处而究其极也”。在元人看来，因为自汉至唐的数百年间各王朝并未真正做到四方一统，实现有效治理，故而汉唐时代的人们想要穷尽河源往往非常困难，无法直接抵达河源的所在。迨元一统后，广修驿站，在其地设立交通设施，完全地打通吐蕃等处与中原间的沟通往来，即所谓“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这才有了切实探明河源的基础和保障。

不过，《元史》的说法存在抬高元人访求河源功绩的嫌疑，通过考察元廷寻得的河源便可知晓。元代追寻黄河源的活动始自元世祖时期，至元十七年（1208），都实受世祖忽必烈派遣，西行探求河源：“至元十七年，命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西去愈高，四阅月，始抵河源。是冬还报，并图其城传位置以闻”。都实此行自河州起一路溯游，历经四余月，抵达了他眼中的黄河之源。遗憾的是，都实并没有为他的这次溯源之行亲著文字。对于都实此行前后的完整记载，见于潘昂霄所作《河源志》，此志乃潘氏据都实之弟阔阔出口述写就。阔阔出也曾亲抵河源，“余尝从余兄荣禄公都实，抵西国，穷河源”，其关于都实一行探察河源具体情况的叙述较为可信。

那么，都实找到的河源究竟在何处？根据《河源志》的记载，实际上，都实寻得的河源即星宿海：“河源在土蕃朵甘思西鄙，有泉百余泓”，“旁履高山，下视灿若列星，以故名火敦恼儿。火敦，译言星宿也。群流奔凑，近五七里，汇二巨泽，名阿剌恼儿”。都实眼中的河源在吐蕃朵甘思西部，名火敦恼儿。《河源志》释“火敦”为星宿，虽未解释“恼儿”为何意，考梁寅《河源记》“恼儿者，海也”。显而易见，都实确定的黄河源就是星宿海。

然而，星宿海绝非到元代才被发现，早在唐初，其与河源间的密切关联已为人知晓。唐太宗时期，侯君集等人西征就曾路经此地：“转战过星宿川，至于柏海，频与虏遇，皆大克获。北望积石山，观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师，与李靖会于大非川，平吐谷浑而还”。由此可见，《元史》之说实有夸功之嫌。不过，尽管侯君集等人的足迹已抵达星宿海，但他们并未将其视作河源。他们对河源的认知是对河出积石这一观念的延续。

此外，据清人纪昀等所撰详考黄河源头的著作《河源纪略》记载，上溯至两晋，张华作《博物志》早已提到黄河源出星宿海的说法：

按星宿海之为河源，其说发于元使。然考《博物志》有河源出星宿海之论，唐书有柏海、星宿川之文，则知河源之称由来久矣。以重源再发之处为初源，其误不自元人始也。

《河源纪略》视星宿海河源观念是错误的，并指出这种错误元以前已经出现，侧面印证元代以前星宿海已为人知。其更将星宿海河源观念向上追溯至晋时张华所作《博物志》。

不过，细察《博物志》的内容可知，《河源纪略》此说存在差误。首先，今本《博物志》中并无星宿海为黄河源头的记载。再者，如若《博物志》已有河出星宿海的认知，以郦道元览书之广博，其注《水经》时自当收录其说，唐宋时人亦当得见其说。但从文献记载的情况来看，上至郦氏，下至唐宋诸家，皆未提及张华《博物志》曾有此论。由此观之，所谓“《博物志》有河源出星宿海之论”不足取信，其当为元廷提出黄河源出于星宿海之观念后发生的文本衍漫现象。

无论如何，不可否认的是，元人追溯黄河至星宿海为源头，其河源观念相较于汉唐的确有所推进。唐初侯君集等人虽已到达星宿海之地，由于唐廷未实现对吐蕃地区的直接统治，其对河源的认知仍存局限。元廷的功绩也由此体现：都实等人虽非首批抵达星宿海地区的朝廷使臣，但元朝建立后疆域的大幅西拓将前朝的隔绝之地纳入治下，并建立起基础设施，为沟通吐蕃等地与中原的往来，为人们自中原出发沿黄河一路直抵河源提供了保障。

三、星宿海河源观念影响下 昆仑山与黄河源的剥离

确定了星宿海为黄河源头，对元廷来说，昆仑山是否还具备河源的意义？答案是否定的。在《河源志》的记述中，昆仑山与河源的关系发生了极大变化，二者相互剥离，相距甚远，昆仑山仅为黄河上游流域内的一处山岳：“朵甘思东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其山最高，译言腾乞里塔，即昆仑山也。山腹至顶皆雪，冬夏不消，土人言，远年成冰时，六月见之”。黄河源头星宿海在朵甘思西鄙，昆仑山则位于朵甘思东北鄙，二者间跨度极大。都实的追溯河源之行不仅确定了昆仑山的位置，还对昆仑山周遭的河道、动物种群、居民聚落分布等生态环境要素做了一番详细的考察，比如“昆仑迤西，人简少，多处山南。山皆不穹峻，水亦散漫。兽有牦牛、野马、狼、狍、羱羊之类” 。这是先前历代都未能做到的。

都实一行由星宿海向东行至朵甘思东北部的大雪山，认定此山即昆仑山。此山终年积雪，乃是朵甘思区域内的最高峰。都实引此山以为昆仑，大概是因为此山与黄河源相邻且高峻非常，与传说中峻极的昆仑山有相通之处。与都实年代相近者朱思本，“又从八里吉思家得帝师所藏梵字图书，而以华文译之，与昂霄所志，互有详略”。朱思本所译梵字图书也涉及追溯黄河源头的内容，据以可知，居于中原以外的西番之人同样对黄河源流问题留心关注。朱思本所译之书亦言此昆仑山“高峻非常，山麓绵亘五百余里，河随山足东流，过撒思加阔即、阐提地”，这与《山海经》等处所载昆仑山在外貌上有接近之处。

应当注意的是，都实所定昆仑山虽然与早期文献所载昆仑山之间存在共同点，但与上古传说中河出昆仑的说法不同，在都实的视野中，昆仑山并非河源，其只是黄河涌出后流经的一座山，处于黄河上游。这否定了《山海经》《禹本纪》等文本赋予昆仑山的黄河之源的地位，对时人关于河源与昆仑山关系的认知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元人柯九思在为潘昂霄《河源志》所作的序文中就评价说：“乃知更昆仑行一月始穷河源”。都实带来的关于河源昆仑的新知识，随着潘昂霄《河源志》的流传而延续。《河源志》开启了后世为河源专作志的先例，柯九思言此道：“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为未有志河源者”。得以为河源作志的前提条件当然是大一统的完成，所谓“当四海混一之盛，闻广见覆致数千载莫能究者，俾后世有考而传信焉”。自此以后，有关河源昆仑的地理定位问题，又添列了新的说法。对河源的切察冲击了旧有的种种河源观，也改变了人们对黄河自昆仑以下流向、昆仑山形象、位置所在的认识。

受到都实对河源及昆仑山的定位的影响，时人对昆仑山与积石山之间的道里远近有了较为具体的认识：“河水北行，转西流，过昆仑北，一向东北流，约行半月，至贵德州，地名必赤里，始有州治官府。州隶吐蕃等处宣慰司，司治河州。又四五日，至积石州，即《禹贡》积石”。昆仑山与河源位置的更新，引发了时人对古论的驳正，先前关于昆仑与河源关系的种种旧说，都在一定程度上遭到了批判。比如柯九思之论：

《山经》曰，敦薨之水西流，注于泑泽，出于昆仑之东北陬，实惟河源。而《水经》载，河出昆仑，经十余国乃至泑泽。《山经》又称，阳纡之山，河出其中；凌门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传》亦云，阳纡之山曰河北，冯夷所居，是惟河宗。考《释氏西域志》称，阿耨达大山上有大渊水，即昆仑山也。《地理志》亦称昆仑山在临羌西，而《汉书》载河出两源，或称有，或称无，而河源所着异同。况世殊代易，名地亦异，终莫能有究之者。

在他看来，《穆天子传》《山经》《水经》《汉书》及释氏关于昆仑山与河源的叙述矛盾颇多，皆为不着边际、无从考证之语，无法令人信服。柯九思之外，梁寅则直言旧说为古人妄记，积石、葱岭、阿耨达山等河源之说都不是出自亲眼所见，无有根据：

古今河源之说异，《禹贡》云导河自积石，未穷其源也。汉张骞云河有两源，一出于阗，一出葱岭。唐薛元鼎云，得河源于昆仑之水，……佛书言，阿耨达山有大渊水，即昆仑也。其山名往往不同者，或古今变易，或蕃汉异称，不然，记者之妄耳。按潘侍读昂霄《河源志》，今朝之究河源，盖得之目睹，非传闻者也。

梁寅还叙述了昆仑山与星宿海的相对位置，以及昆仑山附近段黄河的流向：“而不知星宿之源，在昆仑之西北，东流过山之南，然后折而抵山之东北。其绕山之三面如玦焉，实非源于是山也”。

不过，梁寅对星宿海与都实所定昆仑山相对位置的描述并不准确。星宿海不在此山的西北而在其西南。尽管如此，梁寅对黄河重源伏流之说、昆仑仙居之说的否定是清晰有据的。但后世亦有持不同意见者，意欲“捍卫”古说，对星宿海河源提出了质疑，如明人王鏊《河源辨》所言：

《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去嵩高五万里。《外国图》云：从大晋西七万里，得昆仑之墟。今元使行不及五千里，云已逾之，何昆仑之近乎？自昔言昆仑者，皆在西北，元使所图乃在西南，何也？然则元使所谓昆仑者，果昆仑乎？所谓星宿海者，果河源乎？未可知也。

王鏊对都实带来的关于河源、昆仑的认知充满怀疑。在他看来，虽然都实受元世祖命对河源之地作实地考察，也确定了星宿海即河源，昆仑山则在星宿海之外，并非河源，但王氏据古书中对昆仑与中原间相距数万里的记载，认为都实等元廷的使者所行里程甚至不足五千里，便言得见昆仑山所在，实在难以令人信服。况且古书中的昆仑山在西北方，而元使觅得的昆仑山在西南方。有鉴于此，王氏认为对都实一行所得之昆仑山及河源皆需持保留态度。

王鏊的质疑并非毫无道理，都实的昆仑山与传统的昆仑山认知的确差异较大。根据古代典籍的记载，昆仑山距中原有数万里之遥，且位于中原的西北方，而都实所定昆仑山距中原既无万里之远，且不居于西北方，反处于西南方，即朱思本译言“河源在中州西南”，这难免引起人们对其山作为昆仑的真实性的疑虑。除王鏊在此提到的两个疑点外，若据古论，尚有其未提到的两点也对都实“腾乞里塔”昆仑山之说的合法性造成冲击。这两点分别关涉是山的高峻程度与其是否为河源的身份。

首先，根据《禹本纪》等文献的记载，昆仑山之高竟使“日月所相避隐”，而腾乞里塔虽然高峻，但显然与传说中昆仑山的高度比之不及。不过，昆仑山遮蔽日月的说法太过夸诞，难以成为寻找昆仑山的切实依据。因此，在寻找昆仑山的过程中，这一点往往被意会为视觉上高峻即可。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传统上认为昆仑山是黄河的发源地，但在都实的叙述中，黄河发源于星宿海而非昆仑山，蒙古语呼作腾乞里塔的昆仑山仅为黄河流经之山，且不与星宿海为邻。不仅如此，根据《河源志》的记载，似乎未见任何河流发源于朵甘思东北部的昆仑山。梁寅就注意到了这一点，他提道：“然凡水者，山之血脉也。山高而广，则其水必众。而巨昆仑至高广者也，而谓无一水源于其间邪？”对此，梁寅解释道：“其不言之者，盖欲破昔之谬，著今之奇，故略之尔”，意即并非无水发源于此山，而是记述者为突出昆仑山的存在刻意隐去了部分细节。即便如此，有鉴于前述诸种，腾乞里塔或言亦耳麻不莫剌或大雪山者，仍然不该在追溯河源的语境下被视作昆仑山。

四、元人在河所经处 安立昆仑山的原因及意义

都实“习诸国语”，未必没有意识到这种矛盾。都实一行人深入朵甘思探寻河源，已确晓黄河并非发源于昆仑山。按其说法，河源在朵甘思西边，昆仑山却在朵甘思东北，由此可见，这里的昆仑山与黄河源的关系实与早期传说中河源昆仑的观念有所出入。那么，在本次追溯河源的活动中，为何要将此大雪山命名为昆仑山？清人提供了一种观点，认为以此大雪山为昆仑山实系讹于当地地名的蒙古语发音。据乾隆朝著述《河源纪略》载：

元使穷河源至鄂敦他腊而止，不知其西有阿勒坦之黄水，已为失实。其尤舛者，以朵甘思东北鄙有大雪山，名亦耳麻不莫剌，译言腾乞里塔，指为昆仑。……数百年以来，即有心知其误，而莫知所以致误之由。

《纪略》认为，若以朵甘思东北部的大雪山为昆仑，则昆仑就由黄河之源降格为黄河流经之山，与亘古以来所传河出昆仑之说大相径庭，应视为谬误，是不可取的。但对于元人为何提出这种谬说，并无合理解释。依《纪略》所论，之所以将此处认定为昆仑山，乃谐于大雪山附近的三条以“昆都伦”为名的河流：

贵德之西有三昆都伦河入河水，谓蒙古语以横为昆都伦，河之横者为昆都伦，山之横者亦为昆都伦。彼昆都伦以横山延亘得名，说者不察，遂以三河之名附会而误。复读御制《读〈宋史·河渠志〉》文，而千古之疑始决。今考大雪山之南，有得特昆都伦。得特，蒙古语谓上也。有都木达都昆都伦，都木达都，蒙古语谓中道也。有道喇昆都伦，道喇，蒙古语谓下也。大河从西方来，三昆都伦河自东南横入之，以其形势相并，故有上、中、下之称，皆在河南，与北岸之大雪山不可淆混。正昆都伦之称，而阿木奈玛勒占木逊阿林不容妄名为昆仑也，明矣。

在《纪略》看来，大雪山称昆仑乃是将“昆都伦”一词吞去“都”音造成的讹误。

这种说法并不可靠。首先，“昆都伦”是其地河流的蒙古语名称，不是山名，史籍明载此山有蒙古语名腾乞里塔。“腾乞里塔”乃蒙古、突厥语中的“天山”，说明此山在当地被视作高耸入天的山岳，正合于《禹本纪》等文献中对上帝之都昆仑山及其高峻形象的记载，其内涵固可与昆仑相通。其次，二词所强调的空间特性截然不同，“昆都伦”其意为横，而作为山的昆仑则以极高峻的形象著称，《明一统志》亦言此腾乞里塔“极高峻，雪至夏不消”，元使都实应不至混淆二者所强调的空间特征。据《纪略》所引清高宗之论，甚至认为“回部所谓昆仑山者亦系横岭”。对此，岑仲勉反驳道：“但回部在上古时代，并非蒙古语流行的地面，蒙古语之行用于贵德堡一带，也是蒙古人南迁以后的事。而且昆仑的各种异议，像阮喻、昆陵、混沦、祈沦，中间均未含有‘都’字的音。‘昆都伦’和‘昆仑’无关，也就显而易见了”。

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从元代追溯河源的成果来看，所谓亦名亦耳麻不莫剌山、也称腾乞里塔的大雪山，甚至连同神话中的昆仑山，这些冠以“昆仑”之名的诸山，本身都不是真正的河源，那么，河出昆仑的说法，乃至作为河源符号的“昆仑山”本身都理当受到摈弃，而都实等人又为何要在朵甘思东北鄙安立地理昆仑？元人以大雪山为昆仑山的这种做法，应是为了对彼时中原地区盛传的河出昆仑之说作出直接回应。显而易见的是，元人对河源昆仑认知的反驳并非彻底颠覆的，而是相对折中的。梁寅提到：

世多言河出昆仑者，盖自积石而上，望之若源，于是矣。而不知星宿之源，在昆仑之西北，东流过山之南，然后折而抵山之东北。其绕山之三面如玦焉，实非源于是山也。

所谓“自积石而上，望之若源”的说法，串联起了昆仑神话与积石山传说这两种关于黄河之源的古老解释。依据梁寅的解释，都实在朵甘思东北边安立昆仑山的举措，只是将河源与昆仑山分割开，并没有从根源上否定昆仑河源说的合理性。他根据都实之说，将上古以来的河源昆仑认知解释为一种观看上的错觉。在这种观看中，积石山以西的黄河自昆仑山下流过，其源头因距离的遥远，加之高大的昆仑山的遮蔽，使得黄河看起来仿佛从后者中发源一般。这种错觉，除由河水发源于山的观念的误导外，归根结底，是由无法抵达河源实地的时代局限造成的，所谓“道路辽阻，所传闻异辞，莫能究河之源也”。在潘昂霄及梁寅的叙述中，此种局限因元朝的开拓之功而消泯。

这种折中的合理性有前代追溯河源成果作支撑，可视作一种调和河源昆仑之说与河出积石之说的努力。清人郝懿行认为，都实所确立的位于朵甘思东北部的昆仑山其实是积石山，所谓《元史·地理志》“又言朵甘思东北有大雪山，即昆仑，不知此乃积石山也”。前文已述，蕃人称呼此山为亦耳麻不莫剌山。“亦耳麻不莫剌”，黄文弼指出，清代时改译此山为“伊拉玛博罗”，也称“阿木奈玛勒占木逊山”，即唐人眼中的大积石山。考《清一统志》可知，此山元代时已“番名伊拉玛博啰”。顾颉刚提到，唐代河关西南吐谷浑界内的大雪山，也即阿尼玛卿山，就是唐人所谓大积石山。所谓大积石山乃为唐代人的划分，就是侯君集等人至星宿川过柏海望积石山之积石。张云亦指出，此亦耳麻不莫剌山即今阿尼玛卿山。有鉴于此，都实用“昆仑山”的称呼代替“积石山”之名，应参考了唐前期溯河源的成果，或者说在此之前，此山已被时人视作昆仑。

但唐代的溯河源成果，除大积石山外，尚有刘元鼎紫山昆仑之说，而都实并未采纳。元人的这一作法或受到吐蕃圣山观念的影响。据元末明初僧人宗泐禅师言，蒙古语作腾乞里塔的这一处昆仑山是西番境内受到人们奉祀的九大圣山之一，也被认为是其地最为高峻的一座：“昆仑名麻琫剌，其山最高大，四时常雪，有神居之。番书载其境内祭祀之山有九，此其一也”。虽然都实一行人实际探得的河源在星宿海，但是星宿海近旁并非没有山岳，事实上，这一片水网为其周围的众山环绕着。昆仑长期以来被视作峻极之山，是神圣崇高的山岳的代表。都实等人不以星宿海近旁之山为昆仑，转而认可腾乞里塔作为昆仑山的合理性，概因此山既是黄河上游自然地理层面最高的雪山，又是当地人信仰层面的重要神圣空间。有鉴于此，元人的这种昆仑认知其实是蕃汉观念融合的成果，虽有多处与早期传说中对昆仑的记载不合，但确实在调和前代溯河源成果与新成果的同时，化解了自唐以来大小两积石的混杂，并串起了昆仑河源说和脱胎自《禹贡》的河出积石之说，在兼顾蕃汉观念的基础上，通过改造传统的黄河源与昆仑山关系模式，维护了昆仑河源说的合理性，使其更贴近现实情况。

元使亲睹河源后仍不愿完全摒弃河出昆仑之说，除了调和事实与传说的意图外，最根本的原因，或与元廷发起探寻河源这一行动的目的有关。元廷为何会产生主动探求河源的愿望？据岑仲勉推测，是因为“世祖曾崇奉西蕃僧为帝师，这回的壮举，无疑是蕃僧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的”。从朱思本翻译帝师所藏梵字图书的情况来看，都实等人的河源行迹，确也受到了蕃僧的注意，但这并不能说明蕃僧在其中起到直接的推动作用。元廷之所以探寻河源，确定昆仑山地理位置，最根本的目的还是彰显其空前的版图规模与统一功业。元初，吐蕃地区已正式纳入中央的行政管辖，元廷试图通过括户、置驿等方式在其地构建起完整的行政管理体制。潘昂霄《河源志》记述了都实、阔阔出等人奉命寻访河源的缘起：

世祖皇帝至元十七年，岁在庚辰，钦承圣谕：“黄河之入中国，夏后氏导之，知自积石矣，汉唐所不能悉其源。今为吾地，朕欲极其源之所出，营一城，俾番贾互市，规置航传。凡物贡水行达京师，古无有也，朕为之，以永后来无穷利益。”

上文所引元世祖圣谕指出，黄河流入中原地区，人们对黄河的重视、对河源的追溯由来已久。但自汉至唐间，从未真正弄明白黄河的源头究竟在何处。而版图的一统和管辖的巩固使元廷掌握了黄河上游的全部地域，因此也获得了探明河源的能力。据上述材料可以看出，由此延伸出的溯河源、定昆仑的活动目的其实有二：其一，以汉唐为比对，通过完成汉唐间诸代未竟之事业，突出新王朝对前代的继承与开拓之功，兼或有表达正统性的意图；其二，在河源处营城互市，建立起从黄河源头直抵京师的水路运输线。圣谕强调了这条水运线的开辟是前所未有的，是元朝统治者的开创之举。因此，其所谓“以永后来无穷利益”的营建，归根结底，仍是为了凸显元王朝在解决开版图和溯河源这两个交集颇多的问题上的超越性。

当都实传回关于河源的确切消息后，元廷便开始着手在河源地区营城建驿。“四阅月，约四五千里，始抵河源。冬还，图城传位置以闻。上悦，往营之，授土蕃等处都元帅，仍金虎符，置寮宷督工，工师悉资内地。造航为艘六十”。但营建计划并未顺利完成，“城传措工物完，阔阔出驿闻，适相哥征昆哥臧不回力沮，遂止。翼岁兄都实旋都”。相哥即桑哥，昆哥臧不即本钦贡嘎桑布，在河源地营城设驿、造船通航的计划，因桑哥入藏平定萨迦派内乱之事而中止。尽管营建河源的规划被搁置，但亲访河源之事确达到了夸显开版图之功的效果，被抬升至卓绝的高度，甚至被视为可使元朝力压汉唐的壮举：“国家敞天威，亘天所覆焘，无间海内外，冠带万国，罔非臣妾，视汉唐为不足讶，故穷河源，去万里，若步闺闼”。在《河源志》的叙述中，自张骞凿空西域开始，人们一直就在探求昆仑山与黄河之源的具体所在，虽曾出现了黄河发源于阗南山、葱岭的重源伏流的认知，但终归是道听途说。都实等人则凭借新王朝开阔的版图之利，通过实地考察，驳正了流传甚久的黄河重源伏流的观念，一定程度上消解了笼罩在昆仑山上的种种神异传说。而追溯出河源、昆仑的确切位置这一成就，更足以令元廷比肩汉唐，“视汉唐为不足讶”，成为新的盛世典范。柯九思也在叙述元太祖取得西凉地时提到，昆仑山彼时已被纳入元廷辖下：

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肃等城，秋取西凉府，遂过沙陀至黄河九渡。按昆仑当九渡下流，则昆仑固已归我职方氏矣。宪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烈帅诸部军征西域，凡六年，辟封疆四万里，于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尽在封域之内。当时在行有能记其说，皆得于目击，非妄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实置郡河源。

无论世祖圣谕表露出的寻河源定昆仑之意图，还是潘昂霄、柯九思对此事的评价，这些都基于元廷的开辟疆域之功，即所谓“辟封疆四万里”。正因为有此功绩，才能完成汉唐王朝想要完成而未能完成的追溯黄河源头的愿景。

 

结语

 

自宋以来，疆域界限的调整显然成了阻滞或推进人们追溯黄河源头的地理基础，自然也成为了人们确定作为黄河发源地昆仑山位置的首要影响因素。两宋时期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宋王朝未能对陇右大部分区域实行有效掌控，由于河源地超出了实际控制范围，宋朝在厘清河源的事业上几无建树。元统一后，设宣政院掌管青藏事务，完成了宋朝未能进行的河源探索，并最终将河源确定在星宿海。星宿海在元朝朵甘思西部，在今青海辖内。然而，昆仑山并未被指认为星宿海周围的某处山岳，却被确立为朵甘思东北边的一处番名为亦耳麻莫不剌、蒙语作腾乞里塔的大雪山。这处昆仑山虽然是通过寻河源确立的，但与河源不在一处，且相隔甚远，客观上造成了昆仑山与河源分离的情况。元廷的这一创举在历史上都是独一无二的。最终，昆仑山的确认也彰显了元廷的统一之功。

可以说，元代对黄河源头与昆仑山位置的重构，既是地理探索的突破，也是政治话语的精心构建。通过都实等人的实地考察，元廷将河源定于星宿海，并剥离昆仑山与河源的直接关联，将后者置于朵甘思东北的大雪山。这一举措不仅挑战了“河出昆仑”的千年传统，更以实证精神调和了神话传说与现实地理的矛盾。元廷借助对河源昆仑的分置，既回应了汉唐以来悬而未决的地理争议，又通过纳入“西极”昆仑彰显了“天下一统”的疆域版图与治理能力。此举不仅重塑了时人的地理认知，更将地理发现转化为政治象征，服务于元朝对正统性与超越性的追求。尽管后世对元世的黄河源、昆仑山定位的准确性存有质疑，但其以疆域拓展为依托，以知识重构为工具，强化统治合法性的逻辑，深刻揭示了地理探索与政治诉求间的复杂互动。由此可见，元代对“河源昆仑”结构的重塑，既是地理认知的完善，更是王朝权力在地理空间中的投射，为后世理解王朝政治与地理知识建构的关系提供了重要镜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