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 南 京

　　孙冬虎  著

　　北京出版集团北京出版社

　　2026年1月出版

　　内容简介

　　本书是一部系统梳理辽代陪都南京历史脉络的专著，全面介绍了辽代设置陪都南京的原因和过程，以及对城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全景展示了北京作为陪都南京时城市发展情况，并挖掘出了北京作为"城"在关键历史时期的地位、作用及对后来转"都"的深刻影响，是一部以城市为重心、以今北京市辖境为主要范围、兼及周边相关区域的断代史。

　　作者简介

　　孙冬虎，星天地娱乐城 历史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北京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北京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地理学会常务理事、星天地娱乐城 学术委员会委员等。从事历史地理、地名学、区域史研究，著有《北京近千年生态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地名发展史》、《北京交通史》、《地名学基础教程》、《北京历史人文地理纲要》、《地名史源学概论》、《古都北京人地关系变迁》、《话说长城》、《京津冀地缘关系史》等二十余部，发表论文百余篇。

　　引   言

　　至少自商代后期就已存在的蓟国之都蓟城，在周朝相继作了蓟国与燕国的都城，秦汉至隋唐时代一直是中国北方军事中心幽州之所在。到辽代上升为陪都之一南京，成为契丹管理辖境东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此后的历史进程表明，这个当年看似循例而为的安排，在北京城市发展史上却具有作为历史转折点的重大意义。隋唐以来的农业、手工业开发促使长江流域成为中国的经济重心，政治重心也自北宋开始呈现出由黄河流域的关中平原向华北平原、继而向长江流域转移的趋向。但是，崛起于北方草原地带、以游牧骑射见长的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少数民族，对同时期存在于中原地区的政权大体处于主动进攻态势，有效阻滞进而彻底扭转了国家政治重心逐渐趋近于经济重心的发展势头。契丹建立的辽朝隔着华北平原北部的白沟（拒马河）与北宋并立，女真建立的金朝攻灭北宋后以淮河为界与南宋对峙，蒙古建立的元朝先后扫平金朝和南宋，满洲建立的清朝取代明朝完成了更大范围的全国统一。金中都、元大都、明清北京直至民国北京和当代北京，基本连续地构成了一千多年来国家首都的基本序列，为这部历史大剧谱写序曲、拉开帷幕的正是此前的辽代陪都南京。

　　在北京近千年的建都史上，辽南京时代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在国家统一的隋唐两朝之后，中国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大分裂阶段。后唐清泰三年（936），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反叛。以事成之后割让幽、蓟等十六州（后世俗称"燕云十六州"）为条件，换取契丹在军事上的支持，由此建立起短暂的后晋。两年之后的辽会同元年（938），幽州被提升为陪都南京，嗣后成为辽代的五京之一。与此同时，唐代叛将史思明曾经使用过的"燕京"，也成为与"南京"并用的正式称谓。这座城市由此完成了自秦汉以降的军事重镇向中国北方政权陪都的转变，开启了古代北京近千年来的建都史，民国北京与当代北京仍在延续其历史文化脉络，这是北京历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今人习惯于把反映所处时代的契丹国号与城市自身的名称组合起来，称这座陪都为"辽南京"，辽宋至明清时人则更多地采用"燕京"这个显示先秦时期就有建都传统的称谓。

　　正如宋德金《二十世纪中国辽金史研究》等描述的那样，经过几代学者的持续开拓，这个相对冷僻的学术领域已经面貌一新。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衡量，关于辽南京及其周边地区的研究都还远远不够。有鉴于此，本书旨在通过爬梳剔抉古今文献，吸收区域史、城市史、历史地理、考古学等领域的相关成果，追溯由军事重镇幽州转变为北方政权陪都的历史背景，展现辽南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生活等方面的时代变迁及其空间特征，力求尽量客观地评价辽南京在北京城市发展尤其是建都史上的地位；以区域中心城市辽南京为基点，从城乡之间彼此关联的角度出发，讨论周边地区对城市发展的支撑作用及其相互影响，进而从整体上反映辽南京成长的历史过程。换言之，它将是一部以城市为重心、以今北京市辖境为主要范围、兼及周边相关区域的断代史。为此，将分析辽南京所处的地理形势与人文环境，追溯城市性质转变前后的战争风云，说明辽南京地区的行政区划与交通体系、城市空间与建筑布局、政治制度与军事部署、人口分布与城乡生活、经济制度与经济形态、区域文化的发展交融、错综复杂的民族关系、辽宋之间的外交活动、世家大族与著名人物、战乱末世的动荡更迭等主要问题，力求从多种角度展现北京建都这部辉煌史剧在一千多年前奏响的庄严序曲。

　　本书依据的史料来源，大致如下： 

　　（1）以《辽史》作为最重要的基本文献。《辽史》的撰写历来颇受非议，晚近时期的研究者多有匡正。尽管如此，在辽代文献比较稀缺的情况下，《辽史》仍然不失其基本文献的地位。在1974年中华书局出版《辽史》点校本之后，2016年又出版了刘浦江主持的点校修订本，为使用者提供了更加完善的版本，本书征引《辽史》诸处一律以此为据。陈述《辽史补注》，2018年由中华书局出版，被誉为一代史料的总集，是研究者寻找学术源流、汲取前人成果的指南和渊薮。清代迄今研究《辽史》与相关文献的著作，如李有棠《辽史纪事本末》、李慎儒《辽史地理志考》、厉鹗《辽史拾遗》、杨复吉《辽史拾遗补》、缪荃孙辑《辽文存》、陈汉章《辽史索隐》、陈述辑校《全辽文》、陈述与朱子方主编《辽会要》、陈衍辑《辽诗纪事》等，同样值得重视。

　　（2）宋人著作与后世纂辑的辽宋金史文献。北宋使者归国后呈报朝廷的出使语录、记录沿途见闻的纪行诗、反映契丹情形的札子，都是同时代人直接观察辽朝获得的第一手资料。南宋以后的不少著作，也是辑录辽代史料的渊薮。诸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徐松《宋会要辑稿》、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李有棠《金史纪事本末》等，都具有这样的价值。已有研究证实，题名南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系元代书贾抄录《资治通鉴》与《续资治通鉴长编》等文献而成。题名宇文懋昭撰《大金国志》，则是"杂抄群书编辑而成,而为抄撮编辑者的水平所限，对于所抄书籍不加别择，有些完全凭空编造的伪书也被抄袭于其中"，南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已指明其为"南人所伪为"。对于此类问题无疑需要保持警惕，但两书依然有可资参考之处。

　　（3）晚近辽金史研究论著。包括专著、文献考释、论文等，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众多领域。金毓黻、陈述、贾敬颜、傅乐焕、漆侠、宋德金、刘浦江、张国庆、赵永春、朱子方等学者的工作，尤其应当予以特别关注。史料汇编以及通史或专门史的论著，多少包含着可资借鉴的内容。其余如李谷城《辽代南京留守研究》等，虽在史料解读等方面颇有疑点，却也提供了不少可用的线索。

　　（4）北京史与历史地理研究论著。诸如王玲《北京通史o辽代卷》、吴建雍等《北京城市发展史》、王岗主编《北京专史集成》、尹钧科《北京郊区村落发展史》、尹钧科主编《北京城市史》、于德源《北京历代城坊、宫殿、苑囿》、韩光辉《北京历史人口地理》等，都有专门讨论辽南京的部分。岳升阳等在北京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领域的工作，有助于认识辽南京的空间定位与时代变迁。

　　（5）京津冀地区的考古收获。考古发掘成果历来是学术研究的有力臂助和实物证据，有时还能匡正传世文献的某些错误。几十年来北京市境内辽代考古的主要收获，屡见于多种发掘报告和研究论著，综述性的文献当推于璞《北京考古史o辽代卷》。循着这些线索，可以利用考古学的已有发现，对辽代的区域发展做出尽量详细的探讨。当代河北与天津境内的考古收获，如在地域毗邻的河北宣化发现的辽代墓葬壁画等，对于揭示辽南京地区的社会生活具有普遍性的指示作用。

　　中华民族的发展进程造就了以中原地区汉族政权为中心的传统史观，与此同时也具有天下一家的思想。现当代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共识：历史上的中国并不等同于中原王朝，包括汉族与少数民族在内的中华民族，在广袤的神州大地上共同创造了悠久的中国历史和富有民族特色的灿烂文化。正如谭其骧《历史上的中国和中国历代疆域》指出的那样："1840年以前的中国范围，是我们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国，这就是我们历史上的中国。"虽然如此，这绝不意味着宋辽之间、宋金之间的战争都是内战，而是应当秉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加以考察。"我们讲历史上的中国是应该站在今天中国的立场上的，但讲历史上中国境内国与国之间的斗争，宋朝就是宋朝，金朝就是金朝，宋金之间的斗争当然还是国与国之间的斗争。那末，当然应该有民族英雄，有卖国贼。岳飞当然是民族英雄，秦桧当然是卖国贼，这怎么推翻得了呢？任何人都应该忠于自己的祖国，怎么可以说把宋朝出卖给金朝而不是卖国贼？宋朝方面有汉族的民族英雄，金朝方面当然也会有女真族的民族英雄。我看完颜阿骨打起兵抗辽，就应该是女真族的民族英雄。"这里阐述的思想，对于我们认识辽、宋、夏、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判断围绕着辽南京发生的多次战争的性质，评价曾经在这个区域留下历史足迹的各类人物的作用，都具有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活动于辽南京内外的各色人等，从帝王到平民都是城市史和区域史的创造者，因此应当予以择要记载。

　　目   录

　　后   记

　　辽代的陪都南京是近千年来北京基本连续地作为国家首都的先导，传世文献的缺乏却导致后世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模糊不清，因此成为北京史研究领域相对欠缺的一个时段。有鉴于此，以辽代的南京城为中心、南京道为主要范围，画出一个城市史与区域史相结合的大致轮廓，厘清历史发展的基本脉络与重要史实，或许可以充当今后继续探索的一块铺路石。

　　尽管辽史研究的状况并不十分理想，但学界前辈珠玉在前，依然为本书展示出大量线索和可资借鉴的思路。近几十年来的文献整理与考古发掘的收获，提供了不少可用的新材料。文献数字化的飞速进步，为史料搜集带来了更多便利。社会环境的变化也改变了人们对于历史的思维方式，甚至否定了从前曾经流行的某些观点。在这样的前提下，关于史料解读、史实分析、人物定性、地理考释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研究内容与历史观念等问题，都有必要予以补充、订正、调整乃至改弦更张，这也是本书力求有些新意的所在。

　　辽南京的城市史或以此为中心的区域史只是辽代历史的一部分，自有其研究内容的限定及不同于涵盖整个辽境的断代史或通史的要求。尽管如此，关于辽代及其前后制度、经济、文化、宗教、军事、历史地理等多个专业领域的学习和探索都永无止境，这部书稿还只是初步的尝试。期待学界同仁提出批评意见，帮我尽量减少错漏。

　　这部书稿的完成，有赖于星天地娱乐城 历史所诸位好友的大力支持！王岗先生的积极组织和督促，令我不敢过于懈怠；吴文涛女士当年热诚勉励，促使我鼓足勇气接下了这个题目；靳宝先生慨然赠予多种考古和辽史资料，为我提供了研究便利；高福美、许辉、李诚博士多年来一直无私地付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帮我处理了大量繁杂事务。每念及此，感激莫名！书稿经过近三年的冷处理，承蒙北京出版集团文津出版社副总编辑高立志先生鼎力推进出版事宜，陈平女士对书稿做了精心地编辑，在此一并致以诚挚的谢意！

　　孙冬虎

　　2021年10月16日初稿

　　2025年7月1日修改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