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天地娱乐城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杨伟国教授在权威期刊《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25年第5期发表学术文章《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机制：市场效应与范式效应》。

　　 

　　

　　目   录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机制：

　　市场效应与范式效应

　　 

　　摘要：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着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正在被人工智能技术深刻改变。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双重机制是市场效应与范式效应。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市场效应不只是局限于创造效应、替代效应、规模效应等主要效应，而且还存在附加效应、加速效应和中和效应等次要效应，市场效应在时间、空间、产业和主体上具有不对称性。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范式效应中，就业岗位的解构效应是基础和基本表现形式，还存在密度效应、价值效应、数据效应、流动效应和交付效应等一系列次级效应。范式效应还体现为配置形式效应、配置形态效应和配置模式效应等配置效应，更重要的是范式效应具有突出的包容效应。正是因为范式效应将劳动力市场范式转变为工作任务市场范式，导致就业政策需要发展式治理模式，在坚定不移发展人工智能的框架中保护劳动权利、创造工作机会、更新工作技能、创新社会保障与收入保障体系。

　　关键词：人工智能；就业效应；市场效应；范式效应；就业政策　　  

　　在移动互联网、大数据、超级计算、传感网、脑机科学等新科学新技术以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共同驱动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与应用在全球范围内加速发展，引发链式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从数字化、网络化向智能化加速跃升，正在形成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新的通用技术、以数智化为基本特征的人工智能经济范式。我国正在实施《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理论、技术与应用总体达到世界领先水平，成为世界主要人工智能创新中心，智能经济、智能社会取得明显成效，为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和经济强国奠定基础。2025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技术，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就业作为人类独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也必将且已经受到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刻改变。本文在深入理解既有丰富的研究成果基础上旨在聚焦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机制，不仅深入探讨既有的劳动力市场范式下以创造效应、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为核心机制的市场效应，而且进一步挖掘附加效应、加速效应以及中和效应等新的市场效应，特别是不对称效应所带来的复杂性。更重要的是，基于对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实践的深度观察与田野研究，本文创新性地提出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范式效应，包括作为基本效应的解构效应，到作为主要效应的配置效应，再到作为结果效应的包容效应，最终形成了一个与劳动力市场范式迥异的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工作任务市场范式，从而证明人工智能技术对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改变的深刻性，并进一步指出就业治理不能只局限于既有的“回归式”与“补丁式”治理模式，而是要顺应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趋势积极探索创新“发展式”治理模式。鉴于人工智能技术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复杂性与动态性，我们明确探讨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的四个基本前提：一是人工智能是一种技术，始终是为着人类社会发展的目的而被开发和应用；二是人工智能是“人工的”，意味着不论人工智能的智能水平有多高，始终是在人类智能的控制之下，我们的讨论局限于“人工智能奇点之前”；三是人工智能技术不只是一种通用技术，而且已经扩展到一种包含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诸多要素在内的一种“混合”通用技术；四是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之间的交融互动，必然导致人类社会因应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而构建新的不同层次的治理模式，就业领域不仅是一个最为复杂的而且也是一个需要立刻面对的领域。

　　一、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市场效应

　　迄今为止的学术研究乃至政策应对实际上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市场性”影响上，我们一再讨论的创造效应、替代效应、规模效应实际上都在市场性效应的范畴内，它们仍然是我们在政策上需要高度关注的问题。本文所说的“市场效应”是指可以将人工智能技术理解为一种“智能化的工业技术”在劳动力市场范式下影响就业的一种机制。由于不同的市场效应发挥作用的不对称性，从而会导致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实际影响在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短期和长期出现“冰火两重天”现象，宏观层面就业相对稳定，而微观层面劳动者个体就业却可能历经艰难，长期层面就业数量持续增长，短期层面就业形势跌宕起伏。尽管学界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的研究极为重视而且成果丰硕，但是关于影响机制的研究结果基本上可以由有关研究来总结：人工智能和机器人取代工人以前的工作，并通过此种方式创造巨大的“替代效应”，这会导致经济产出中劳动份额的下降。但是生产力的提高和资本的积累会增加劳动力的需求，这是规模效应。更重要的是，存在一种更强大的反作用力，能够增加劳动力的需求并提高劳动力在国民收入中的占比，即“创造新工作”，与机器相比，劳动力在功能和活动方面具有相对优势。“创造新工作”产生的“恢复效应”直接抵消“替代效应”。从长期角度看，存在的核心问题是调整成本高。因为新技能是长期乐观预测的必要条件，而技能与技术之间可能存在短期和中期不匹配，所以可能存在较高的调整成本^[1]。在这方面，经济学家的观点具有高度一致性：长期的乐观性与短期的悲观性。实际上，创造效应、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还只是市场效应的一部分，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日益深入经济社会活动的各个角落，我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人工智能技术在应用过程中对就业还存在着针对一部分经济社会活动的附加效应，有助于丰富就业场景而不会对就业结果产生实质性影响。我们还发现了加速效应，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正在加速应用从而扩大了各类市场效应的影响程度和力度。与之相反的一种中和效应也显现出来，就是政府和企业因为劳动者的就业状况及集体行动的出现适当减缓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或规制性地要求降低对就业的负面作用，从而或减缓就业结果发生的时间节奏或限定就业结果发生的范围。而真正难以解决的问题是这些效应的不对称性问题，存在着复杂的组合效应并产生难以预料的就业结果。

　　（一）主要市场效应：创造效应、替代效应与规模效应

　　我们把创造效应、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定义为主要市场效应，一是因为它们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影响的主要力量；二是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关于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的影响机制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创造效应、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上。从更长期的人类发展历史看，技术进步一直是就业友好型的，不仅创造更多的工作岗位和就业机会，而且提高整体就业质量，这正是技术的创造效应、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交互作用的结果。人工智能技术就是当前最新的技术进步。正如工业技术是一种对农业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是一种对工业技术的颠覆性创新，但是技术进步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在更高水平上更大力度上通过赋能企业和劳动者乃至整个社会而推动人类社会快速进步和发展，并因此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就业创造效应在数量上体现为五个渠道：第一，人工智能技术研发作为全新的技术创新活动必然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和机会；第二，人工智能技术自身的生存、发展、壮大必然需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支撑并进而形成人工智能产业集群，这必将创造新的就业机会；第三，人工智能技术不断渗透到不同工作岗位、企业和产业之中，推动企业智能化升级，培育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这将创造大量新就业机会；第四，人工智能经济需要智能化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从而提升传统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构建泛在安全高效的智能化基础设施体系，这也将创造大量新就业机会；第五，人工智能技术逐步渗透到人类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从而创造更大的就业空间^[2]。

　　人工智能大发展不仅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而且创造了越来越好的就业机会。首先，人工智能进一步强化了工业时代由机器去执行的简单性、重复性、危险性任务，更多高复杂度、高情绪性、高质量和高舒适度的就业岗位由劳动者去完成，提升劳动者工作的创造力和成就感。其次，人工智能有助于更好地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借以人工智能技术而实现的远程工作与灵活时间安排以及基于成果交付的就业模式，可以更大地降低劳动者长时间通勤之苦，更加自由地安排工作和个人事务时间，更好地专注于提升专业能力以提交高质量工作成果。再次，人工智能更有助于劳动者学习并提升新的专业技能。显然，新技术革命必然意味着劳动者技能转型与工作方式改变，必须做好思想准备并立即开始新技能学习。人工智能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真正的“因材施教”，通过劳动者学习过程来不断优化学习方法和调整学习内容，帮助劳动者快速学习、高效学习。最后，人工智能通过人机协作赋能劳动者，帮助劳动者实现人力资本自由配置理想，迈向真正的自由工作时代^[3]。

　　相对于人工智能的就业创造效应，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效应给劳动者和政府劳动就业部门带来的直观感受更加强烈。人工智能的就业替代效应就是人工智能技术导致就业机会在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技术之间重新分配，并进而导致就业机会在不同行业、地区和技能的人群之间重新分配。替代效应具有全行业覆盖性的属性。工业制造系统所具有的单纯的科学性特征使得人工智能技术大显身手，与此同时即便最具情绪性的服务业工作也是人工智能技术努力替代的方向。工业机器人在全球范围内制造业中大规模快速部署是最新证据，服务业中不仅认知性的工作机会正在受到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冲击，而且情绪性要求很高的前台接待工作领域也正在遭受具身人工智能的影响。

　　人工智能产业自身发展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而带来的其他行业发展的规模效应，不仅直接创造更多的新工作机会，而且又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据总结，规模效应来自于三个渠道：一是用更便宜的机器代替人力产生了生产率效应，随着生产自动化工作成本的降低，经济将会扩张，并增加非自动化工作的劳动力需求。生产率效应可能表现为正在经历自动化的相同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或者表现为非自动化部门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二是自动化程度提高引发的资本积累（提高了对资本的需求）也会提高对劳动力的需求。三是自动化在很大范围内运行提高了机器在已经自动化的工作中的生产率，即自动化深化产生的生产率效应而增加劳动力需求^[4]。

　　（二）次要市场效应：附加效应、加速效应与中和效应

　　次要市场效应是相对于主要市场效应而言的，指的是人工智能技术除了创造效应、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之外，还在丰富就业场景以及加速或减缓就业演进等方面影响着就业市场的结果，主要表现在附加效应、加速效应和中和效应上。附加效应是指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特定领域所具有的额外增添丰富度的作用。多样性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特征之一，主要指基于人类更多可选择的需求而寻求更丰富的解决方案，例如文学创作、电影艺术、餐饮制作等。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这类活动具有一种“附加效应”，即“人工智能”的价值在就业中是一种额外附加的效应。例如，假如每一个川菜厨师都有一个自己独特做法的麻婆豆腐，那么川菜“人工智能厨师”的麻婆豆腐只是增加了这个菜品的丰富性而不是替代性，但是麦当劳汉堡则是固定配方，每一个麦当劳厨师都要遵循“唯一的配方”，因此极易被人工智能全部替代。

　　加速效应是市场学习的结果。模仿、市场交易与合作的便利性以及作为经营主体的先进性标志，会形成一种人工智能技术加速学习应用的现象，尤其是在市场竞争激烈的经济体中更为突出，应用速度更快。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从而导致更多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这将在各层面放大创造效应、替代效应和规模效应等主要市场效应，并因此加速就业市场演进。

　　中和效应则与加速效应相反，是一种减缓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作用。这是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对就业影响比较激烈的时期，失业率上升、收入下降等劳动者的劳动力市场实际状况以及对未来发展的担忧、劳动者对人工智能技术应用的反对，政府会面临一定的社会压力，因此，政府可能会放慢脚步，限制人工智能技术应用范围，甚至暂停一些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与此同时，作为经营主体的企业在应用人工智能技术过程中也同样会因为社会的压力，而会在应用节奏上做一些调整。这些都会中和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的创造效应、替代效应与规模效应。

　　（三）不对称效应：时间、空间、产业与主体

　　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的影响不是均匀分布的，而是不对称的，不同的市场效应发挥不同的作用，而且作用强度也不相同，相同的或不同的市场效应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时间，不同区域也因为引入人工智能技术的时间不同或经济基础不同而产生不同的就业结果，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产业之间乃至产业内部也不同步必然产生不同的影响，特别是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对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影响，这将导致就业市场结果更加复杂多变，不仅难以准确预测而且难以有效应对。

　　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市场效应具有时间不对称性和空间不对称性。从时间上看，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应用存在时间先后问题，而不同的时间节点上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基于对技术进步与就业之间关系的深入观察，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人工智能技术的研究开发与初期应用的第一阶段，人工智能会创造全新的就业机会，尽管创造的工作机会规模和速度相对有限，而且对其他行业的应用刚刚起步，不会导致对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的冲击；到了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第二阶段，人工智能产业开始更快地创造更多的新就业机会，人工智能行业创造工作机会的速度加快，规模增大，但是伴随着人工智能大规模、快速度地应用于其他行业的创新，对其他行业的工作机会造成巨大冲击，而且量级上都大于人工智能行业自身的发展，结构性的替代效应强烈。在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第三阶段，因为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而带来的其他行业发展的规模效应，既直接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同时又间接地促进经济增长而可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更重要的是，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以及行业应用而可能衍生更多的新型行业，也开始创造更多工作机会。人工智能继续快速发展，全面应用于每一个产业、每一个行业、每一个企业，甚至每一个劳动者的工作岗位，这不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而且在不断提高就业质量，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也许正在创造一个更加切合人类理想的全新就业模式。与此同时，在空间不对称性上，由于技术扩散的不对称性，或由于专利限制，或由于政策阻碍，或由于资源禀赋（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或仅仅由于地理阻隔，都容易导致人工智能技术在全球不同地区乃至在一国之内不同地区之间都存在着不一致性，从而这些不同的市场效应因空间不对称性而给各地就业带来的结果也就千差万别。

　　人工智能对就业影响机制还存在产业不对称性和劳动者主体不对称性。人类经济活动所具有的科学性、多样性和个体性属性体现在不同的产业之中必然带来人工智能市场效应的差异性，效应方向有正有反，渗透速度有快有慢，影响强度有大有小，波及岗位有得有失。从大的产业分类看，制造业是反应最大的产业，服务业效应有限，而农业则取决于工业化程度。但就制造业本身而言，不同市场效应的作用也是不对称的，显然是替代效应大于创造效应，但是规模效应也是非常突出的。在服务业中，已经出现人工智能替代效应潜在风险的行业也存在着新的创造效应空间。如在自动驾驶网约车服务的先行试验中，因为在特定时间点上市场容量的有限性，自动驾驶对人类驾驶服务存在替代性，但是同时又需要新雇佣自动驾驶安全员以轮班形式承担行驶安全、个性化服务等任务以弥补人工智能的技术能力，并在有明显技术缺陷或技术能力匹配错位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所有市场效应最终都是针对劳动者的，而劳动者主体上的不对称性导致人工智能对不同劳动者群体的就业影响差异很大，这既与劳动者所在的行业与地区有关系，又更多地与劳动者的技能直接相关。从目前人工智能发展的态势来看，人工智能擅长解决“科学”问题，因此在创造性、情绪性以及场景性问题上人类智能上具有优势，这也体现在具备这些技能的劳动者与人工智能有非常大的相关性，存在互补效应，人工智能发展越快，相应地，劳动者的就业机会越多，既可能是因也可能是果，也可能互为因果。还有一类劳动者，虽然其技能与人工智能相互替代，但是劳动者具有可迁移性或劳动者自身学习能力强，这使得他们在经历一个较短的工作搜寻或再培训过程也会转移到新工作岗位上去。除此之外，劳动者可能将经历一定的替代效应过程，国家和社会将需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二、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范式效应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市场效应的经验研究仍占据主导地位，而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范式性”效应的学术研究正在取得快速进展。“市场效应”回答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如何增加和减少就业岗位的，是在既有的劳动力市场范式下思考问题，而“范式效应”则回答的是人工智能技术如何改变了劳动力市场底层结构从而增加或减少工作机会或丰富就业场景的，是在新的工作任务市场范式下思考问题的。解构效应是最核心、最基础的范式效应，它不仅导致整个问题讨论的基本概念从劳动力市场范式下的岗位、劳动力和劳动关系转变成工作任务市场范式下的工作任务、人力资本（技能）和人力资本关系，而且解构效应还引发一系列次级效应如密度效应等，进而连同这些次级效应一起构成范式效应中的配置效应和包容效应的基础和动力。这其中就业岗位解构成为工作任务是全部范式效应的基础。

　　（一）解构效应：工作任务、人力资本（技能）和人力资本关系

　　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岗位的解构效应是人工智能影响就业机制的范式效应的基石。所谓解构效应就是在以人工智能技术为代表的数字技术作用下，劳动力市场范式下的就业三要素解构成工作任务市场范式下的新三要素，即从岗位到工作任务、从劳动力到人力资本、从劳动关系到人力资本关系。更微观地观察，就业岗位是劳动力市场的标的物与目的物，劳动力需求的本质就是劳动力资源完成就业岗位下的工作职责。每一个就业岗位包含了数个乃至数十个工作任务。岗位解构就是岗位作为人类劳动经济活动的基本概念与基本单位，正在转变成工作任务作为人类劳动经济活动的基本概念和基本单位。有学者认为工作任务是生产活动的最小单元，技能是完成工作任务的能力禀赋^[5]，工作岗位可被视为工作任务的组合^[6][7]。正如《AI极简经济学》所言，人工智能是一种需要新思考流程的技术，企业需要将工作流程分解成一项项工作任务。人工智能是通过工具开发得以实施这些任务的，人工智能工具涉及的单位不是工作岗位、职业和策略，而是“工作任务”^[8]。岗位解构可视之为人工智能赋能专业分工的细化深化过程与结果，这是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产生的最具颠覆性的影响。

　　劳动力资源是指劳动力市场的供给主体。每一个劳动力（劳动者）包含了数个乃至十数个或数十个不同类型不同水平的技能（人力资本模块），或单独或组合使用以执行不同的工作任务。在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资源配置具有整体性与物理性特征。劳动经济学明确指出劳动者与其所拥有的劳动力不可分离，而且是以有形可见的方式提供劳动服务以获得劳动报酬。劳动力要素的解构是指将作为一个整体的劳动力（技能集合体）解构成专门用于完成特定工作任务的且为劳动者带来收入的人力资本（单个或几个技能），从而特定人力资本或技能成为劳动经济活动实践或研究的基本单位。与劳动力资源相比，人力资本（技能）具有显著的自由配置属性：不同的技能模块、时间单位与具体的工作任务相匹配。更重要的是，人工智能技术不仅解构了劳动力要素而且重新定义了劳动力中所包含的技能要素。从最一般意义上理解，对技能的简单的二分法（熟练/非熟练）或三分法（高、中、低技能），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技能水平又是以教育水平作为划分标准的。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明确将人工智能作为参照系来重新定义人类技能显得格外重要，因为人工智能实际上也是一种类人的“技能体”。智能型技能是指认知、思维、智力等技能，人工智能大模型也是这一类，移动型技能是人类天然具有的技能，而人工智能正从固定不动到在移动中解决问题，例如工业机器人只能固定在原地生产，而自动驾驶则可以移动服务，场景型技能是指一项技能或一个技能设备能完成多少不同场景的工作任务，特别是场景密集型工作任务，技能或技能设备的配置或调整都需要成本和时间，人类对人工智能具有显著的场景型技能优势。

　　劳动关系是完成岗位职责过程中所存在的劳动力市场需求主体与供给主体之间的社会关系及其附着物（社会保障）。劳动关系要素的解构是指以劳动关系作为连接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单一整体关系解构为包含了劳动关系、工作关系、合作关系、合伙关系等更多类型的关系，可以称之为人力资本关系。工作关系是指劳动者与组织不再存在劳动关系，雇主不再承担劳动关系下的社会责任（或弱化），但劳动者个体为一个组织（雇主）工作，并获得组织支付的报酬。而在合作关系中，劳动者与第三方中介机构合作共同服务于工作任务提供者获得工作或服务报酬，并按照双方约定的分配规则直接对全部报酬进行分成分配。合伙关系是将劳动者个体从劳动者身份转化为“合伙人股东”身份的关系性合约，因其收入与利润挂钩，所以相对于其他关系性合约而言最具激励性。基于工业经济范式下的劳动关系已经不足以涵盖人工智能经济范式下一个人与不同社会经济单位（雇主、个人、客户、网络平台等）之间的关系。人力资本关系成为一个维度更高的、更好的可选择的基本概念：不仅一个人在同一个组织内与组织同时存在不同的关系，而且一个人与不同组织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关系。

　　就业三要素的解构还产生了一系列的次级效应。首先要素解构必然产生密度效应，工作任务因其相对于岗位的颗粒度更小从而增加市场密度释放更多“工作任务”机会，如组织中的岗位无法全覆盖导致的粗放管理随处可见。其次是价值效应，原本不值得做或做不了的工作任务因技术创新而值得做且可做了，人工智能技术创造了新的有效工作任务。第三是数据效应，岗位解构为工作任务之后由于工作任务颗粒度更小更容易数据化。第四是流动效应，既是因为工作任务颗粒度也是因为工作任务可数据化，从而使得工作任务比岗位更具流动性。最后是交付效应，工作任务可以更容易实现在线交付与远程交易。

　　（二）配置效应：配置形式、配置形态与配置模式

　　人工智能技术解构了劳动力市场范式，创造了工作任务市场范式。这个范式又是以配置效应具体呈现出来的。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配置效应主要表现在三个层次：最直接的配置效应是配置形式效应，其次是配置形态效应，最后在宏观层面体现的是配置模式效应。

　　1.配置形式效应

　　配置形式效应是指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何以改变了劳动力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以及完成工作成果交付的形式，例如劳动者是在雇主监督下还是自主性地开展工作，是在雇主场所还是在劳动者自主选定的场所开展工作，劳动者与雇主的关系是固定的、长期的、唯一的还是不确定的、多元化的等。人工智能技术对就业影响的配置形式效应表现在从组织型转向自主型、从集中型转向分布型、从单一型转向多元型。实际上，这种效应在数字技术应用过程中就已经发挥作用，而人工智能这样更加先进的数字技术更加强化了这种效应并加快了影响的速度。一是从组织型就业转向自主型工作。由于市场交易成本太高，工业经济范式决定了以雇主组织为中心的就业模式。人工智能技术突破了工业经济时代的技术经济条件禁锢，为劳动者自主型工作范式奠定了技术条件。自主型工作基于劳动者个人的自由选择而确定更适合自己的工作形式，表现为从雇主组织的就业决定权转向更多的劳动者个人工作自主权。而雇主也同样得益于人工智能技术更好地配置各种资源以及更灵活地获得劳动力资源。二是从集中型就业转向分布型工作。工业经济范式下集中型就业形式意味着劳动者必须在特定的时间点上、时间段内以及时间节奏聚集于雇主组织所确定的工作地点，执行生产、管理、服务任务并交付工作成果。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数字技术可以突破集中型就业模式的工业技术约束而向分布型工作范式转换，既能够让劳动者和雇主获得最大的自由度和自主性，同时还能够保证最大的劳动生产效率。三是从单一型就业转向多元型工作。“工业化”就业形式的单一型表现在劳动者就业的“单一雇主、单一岗位、单一关系，单一期限”。这种单一型就业形式对雇主和劳动者都是刚性约束。由于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多元型工作既更有包容性又更具灵活性。劳动者既可以继续维持与雇主紧密的长期的劳动关系，也可以与一个或多个雇主组织建立起更加丰富多样的人力资本关系^①。

　　2.配置形态效应

　　配置形态可以理解为劳动力市场要素配置形式的一般化与制度化，表现为劳动力市场要素配置的基本状态和特征。配置形态效应就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作用下，劳动力供给与需求双方交互作用从雇佣型配置形态扩展为雇佣型（供给与需求两方）、合作型（供给、需求与市场中介三方）和自由型（供给、需求、市场中介、平台等多方）三大形态并存发展的态势。雇佣型配置形态就是经典的经济社会组织以雇佣劳动者的方式配置劳动力要素的一种形态。自工业革命以来，这种形态就一直占据劳动力市场要素配置的主导地位，表现为劳动力要素整体与特定岗位基于一定期限劳动合同的稳定结合，以至于整个劳动和就业权利、劳动力市场体系以及社会保障制度都建立在这种形态基础之上。在这种配置形态中，劳动者个人集聚于组织大厦之内，融入科层制的管理体系之中，听从组织的计划指挥控制，履行岗位职责交付产品与服务，换取工资报酬。雇佣型配置虽然相对于传统农业社会的自发性劳动力要素匹配是一种专业化的进步的配置，但是与自由型配置形态所体现的动态性劳动力要素配置相比，它具有非稠密性配置、非充分性配置、非灵活性配置、非实时性配置、非动态性配置等特征，但是在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之下雇佣型配置形态仍然在新经济范式之下有其存在和发展的空间，这也是范式效应所具有的“包容效应”属性所呈现出的包容性和扩展性特征。

　　合作型配置形态是在既有的科斯“企业—市场”框架中出现了“企业—中介—市场”现象，在劳动经济活动中则表现为“企业—中介—劳动者”三方就业形态，即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或专业雇主组织）作为“专业的”用人单位专门雇佣劳动者并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劳动关系，然后将劳动者派到需要劳动力的用工单位工作。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是一种集约化、分布式的第三方用工方式，基于劳动力资源作为生产要素的配置视角，可以实现劳动力人口资源的最优配置与充分利用，缓解就业波动，防止就业“硬着陆”，可以为企业基于市场需要而灵活使用劳动力并有效降低用工成本，可以为劳动者服务于不同的用工单位而提供更好的市场适应性，同时由于存在与劳动力市场中介组织的劳动合同关系而不会面临“不稳定就业”状态。合作型配置形态不仅通过创立更多的专业就业服务机构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而且由于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劳动力要素配置而提高劳动力市场运行效率，最重要的是通过人工智能技术实现劳动力要素共享服务来满足劳动力市场所有类型的劳动力需求。

　　自由型配置形态是一种包含多方主体的动态稳定的劳动力要素配置形态，它不仅需要更广阔更稠密的要素市场与更专业更精细的分工基础，还需要强大的人工智能技术支撑，而在劳动力市场制度层面也需要全新的治理模式以更好地保护劳动者权益。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赋能，自由型劳动要素配置是一种即需即用、动态调整、关系多元等配置形态。这种配置形态基于解构效应不仅将劳动力要素配置时间切割成更小的时间单位，也将劳动者解构成更具体更小的技能单位，从而能够实现劳动者技能在劳动时间上的全覆盖性分布，实现所有劳动力要素的充分利用，而且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和流动性。从经济学上的资源最优配置角度看，这是劳动力要素配置的一种高级状态，能够满足企业或者组织在特定时间点上所需要的某一个特定的技能，并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

　　3.配置模式效应

　　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就业的“配置效应”的第三层次是配置模式效应。配置形式、配置形态与配置模式是一种层层递进的关系，配置形式是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劳动力要素配置形式上的变化，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供求的微观层面，而配置形态则是配置形式的固化，是劳动力要素配置结构上的变化，体现在劳动力市场本身的中观层面，配置模式则是配置形式、配置形态长期演进的结果，是劳动力要素配置性质上的变化，体现在劳动力市场的宏观层面，更多地与人类经济社会活动联系在一起。“配置模式效应”表现为基于工业经济范式的人岗匹配模式转向基于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范式下的人工匹配模式乃至人机匹配和机工匹配模式。工业社会之前的人类劳动经济活动基本上表现为人（自然人）与工作事务（事情）的随机性、自发性匹配，有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没有严格的基于科学分析旨在提高劳动效率的劳动分工，这种模式可以称之为人事匹配模式。到了工业革命时代，人岗匹配模式是适应工业技术以及工业经济范式的劳动力要素配置创新，甚至可以称之为“就业原点”。人岗匹配模式是指将一组工作任务（岗位）和一组工作能力（劳动力资源）进行专业化、科学化的匹配，是一种相对静态的、整体的匹配模式。

　　到了数字经济特别是人工智能经济时代，人工智能技术快速研发应用对就业岗位产生了巨大的解构效应，劳动力要素配置模式正在转变成更精细化地对一项工作任务和一项工作能力（人力资本或技能）进行匹配的模式，强调人力资本（技能）的自由配置属性。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可以实现更精细化、更精准化、更实时化的劳动力要素配置，而且已经实现“人才分离”，充分发挥人类技能的潜能完成在线交付、分时交付、化身交付、物化交付等诸多工作任务交付方式。

　　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入发展，人机匹配模式作为一种革命性的“劳动力要素”配置模式将成为主流性的配置模式。所谓革命性就是人工智能不仅是一种技术，而且是一个“技能或技能组合”，是一个具有与人类智能可比的生产要素，而所谓主流性是因为人类的人力资本（技能）与人工智能协作完成一项工作任务的精确高效匹配将是人类经济活动中最具效率性的配置模式。人机匹配（人机协作或人机协同）是在工业机器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将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应用结合在一起的新的技术表现形式，正在向生产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展^[9][10]。现阶段的智能制造已经打破了人的管理能力限制，实现了智能系统对供应端和市场端的信息整合，并通过单元化生产（Seru）、柔性制造将二者的整合信息用于生产一线。人机匹配发展的下一个阶段将是机工匹配模式，即一个人工智能（机器）和一项工作任务的精准匹配模式，不需要人类人力资本（技能）的介入，但前提是“人工智能奇点”的到来，这主要取决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速度与程度。

　　（三）包容效应

　　人工智能技术影响就业的范式效应具有较强的包容性特征。人工智能技术引发的工作任务市场对劳动力市场的替代并不是一种非此即彼的零和演进，由岗位、劳动力和劳动关系构成的劳动力市场仍然存在，但是已经成为工作任务市场的一个特殊形态，而由颗粒度更小的工作任务、技能（人力资本）和人力资本关系构成的工作任务市场是一种内生性、包容性的转型升级和社会进步。工作任务市场范式不是工作任务替代岗位而是形成了包含工作任务、工作任务组合以及岗位在内的更大的工作活动区间，也不是人工智能替代人类智能，而是各有其位且相互协作，也不是以人力资本关系替代劳动关系而是扩展成包含劳动关系在内的复杂多元的人力资本关系序列。

　　首先，就工作任务市场要素而言，从工作任务看，人工智能技术不仅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而且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活动深化创造更多新工作任务。这些新工作任务既可能形成新的岗位，又可能始终以工作任务的形态存在，因为人工智能技术在处理边界清晰的工作任务上更加得心应手，或者说工作任务实际上是与人工智能天然匹配的。工作任务市场创造了从单个工作任务到多个岗位的更大的可选择空间，极大增强了市场韧性和弹性，降低就业硬着陆风险。从工作主体看，从过去人类智能（劳动者）到人工智能，而且人工智能既有自动化层级的工业机器人，也有以大模型形态出现的智能体，还有正在蓬勃发展的兼具智能与行动能力的具身机器人，还有联结不同劳动者、不同人工智能的智能网络平台，而呈现极具生产力的群体智慧。人工智能技术引发了劳动力市场复杂效应，创造了迄今为止最为复杂的就业岗位与工作任务综合体，多元性与包容性融为一体。从人力资本关系看，工作任务市场将劳动力市场中相对单一的劳动关系扩展至劳动关系、工作关系、合伙关系、社群关系等更具选择性的关系空间。在工作任务市场中各类主体、各种工作活动、各种关系均有一席之地，构成了新的既有相互替代，又有相互支持，更加动态、更具包容性的工作生态系统。

　　其次，就配置形式看，范式效应并非消除了劳动力要素配置的组织性、集中性和单一性的配置形式，人工智能技术不但赋能了这些形式，而且创造出更多便利性、经济性更强的自主性、分布性、多元性配置形式，形成一个丰富的配置形式区间，甚至在一个微观企业中这些形式也是交织使用的，既取决于技术发展也取决于经济计算，还取决于人类情绪。同样，就配置形态而言，雇佣型形态并没有被人工智能技术完全取代，而是又催生和强化了合作型和自由型的配置形态，其内在机制也是与技术性、经济性、情绪性要素联系在一起。最后，就配置模式而言，人工智能技术创造的独特的人机匹配模式并不是独一的模式，它也同样包容人工匹配模式，甚至于人岗匹配模式乃至人事匹配模式也都各得其所。 

　　三、结论与政策含义

　　斯蒂芬·霍金曾说过：“强人工智能会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不幸的是，它也可能是最后一个大事件。”即使人工智能的未来发展具有不确定性，人类也须乐观且积极应对。人工智能影响就业的机制不只是局限于市场效应更在于范式效应，更重要的是范式效应不仅有自身的表现形式而且其作用也渗入市场效应之中。市场效应与范式效应共同作用形成工作任务市场。工作任务市场相对于劳动力市场的稠密度更大，劳动要素（人力资本或技能）配置会更加精准、更加灵活、更加高效，导致劳动要素更优化配置，可以真正实现针对每一个工作任务的“工作技能”（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和工作时间资源都得到最优利用，可以真正实现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最优配置，对企业、个人和社会都是帕累托改进的。同时，形象地说，工作就是颗粒度更加精细的就业，工作任务因为颗粒度更加精细而不像“岗位”那样受到时空的严格限制，因此具有更好的扩展性与流动性、更强的可交付性与可交易性，从而进一步优化劳动要素资源配置和充分利用。

　　人类社会的本质是人，经济社会活动的本质是人的活动。在“人工智能奇点”之前，由于人类智能对人工智能的完全控制，人工智能技术、经济社会发展与工作世界是自洽的。宏观上，从历史看，技术是就业友好型（包容性）的。人工智能技术也不例外，但是基于人工智能的经济社会体系并不是一夜之间就建成的，对工作世界的持续性的结构性冲击无法避免，如从岗位到工作任务的解构带来结构转型，岗位与工作任务在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重新分配，人类智能在不同岗位/工作任务之间流动，人类技能面临更新挑战等。但是一个更大容量、更高质量的就业空间也清晰可见。只要每一个劳动者都做好心理准备与技能准备，只要各级政府快速响应市场变化调整就业政策，就一定能实现人工智能技术、社会经济发展与就业市场的协调发展，而且能让我们更快更顺利地迈向一个更加自由的、更加安全和更加有意义的自由工作时代。

　　在政策实践与就业治理上，第一，要全力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发展有其必然性，人工智能作为引领未来的战略性技术发展势不可挡，加快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必然的国家战略选择。我们必须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新阶段国际竞争的战略主动，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在新一轮国际科技竞争中掌握主导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在面对人工智能影响劳动力市场的不确定性时，要通过技术进步的战略定力推动与之配套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发展，实现人工智能应用与就业工作的同步发展。

　　第二，保障劳动权利。人类发展技术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劳动权利是人类的基本权利。劳动所有权是一切其他所有权的重要基础，所以这种所有权是最神圣不可侵犯的。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一个穷人所有的世袭财产，就是他的体力和技巧。不让他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在不侵害邻人的条件下，使用他们的体力与技巧，那明显地是侵犯这最神圣的财产。在工业经济范式下，这些权利实际上是权利本身与权利载体统一于一体。基于劳动关系的工作权利保护模式并没有太长的历史，这种模式是基于信息不对称和工作现场交付的工业经济时代的最主要特征。工作任务市场范式既不是劳动者权益保护缺失的代名词，也不是企业用工责任规避的新工具，更不是政府就业法律法规设计的无人区。政府应该在构建工作市场基础设施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的基础上建立“劳动者权益保护新模式”。工作权利保护会更加聚焦于工作权利本身以及基于多载体的工作权利实现形式，保障劳动者和企业的自由选择权利，既关注将工作权利作为基本人权，也强调劳动者将工作视为公民的基本义务与责任。

　　第三，创造工作机会。政府的责任不只是提供生存条件，还在于创造展示个人潜能的工作机会。短期内要以解决劳动力市场的现有问题为着力点，在内容上主要表现为岗位存量缩减、新职业规范、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衡，以及工作内容与劳动方式变化等。岗位存量缩减的产业要积极推动劳动者转岗，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劳动者转岗可以适度考虑跨产业转移，并对技能转型与匹配存在困难的劳动者开展公益性岗位援助。更重要的是，政府应支持微观组织的岗位职责解构与工作任务重构，从而创造更多更稠密的工作机会市场，加快构建高速、移动、安全的新一代工作市场信息及工作任务与人力资本匹配的基础设施，确保企业可以随时基于数字技术平台发布准确、真实、对称的工作机会信息，确保劳动者能够及时、全面地通过一个或多个平台获得工作机会信息，促进实时、精准、主动的工作任务与人力资本匹配服务。在具体政策路径上，可以设立“平台生态就业计划”，促进基于平台的就业创业，创造更多高质量的工作机会。设立“国家志愿服务计划”，整合既有的社会化就业项目，要求公民完成特定时长的国家义务（志愿）服务，有效增加工作岗位。

　　第四，更新工作技能。技能是适应新的工作任务市场范式的最有效、最可靠、最可持续的保障。实施高质量教育战略，鼓励并认可各类教育创新，有序贯通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国民教育与社会教育、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校园教育与终身教育、线下教育与在线教育，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动态地保障劳动者就业能力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和工作市场发展的要求。实施“国家教育转型战略”，创新技术应用，发展需求驱动型的高等教育，创新课程、创新专业、创新学科、创新学系、创新大学。实施国家终身学习战略，推动基于人力资本生命周期理论的终身学习。设立“国家技能发展计划”，建立低成本、易获得、大容量、多层次、高智能的人力资本投资基础设施，建立包括丰富的奖学金、学分银行及应用路径在内的终身学习激励战略，建立共享现代技能（就业能力）中心，随时提供技能与能力学习条件。

　　第五，创新社会保障和收入保障体系。工作任务市场范式必然要求基于工业经济范式的、以劳动合同为前提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变革，要求基于数字技术平台准确采集劳动者工作任务、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报酬等数据信息，实时掌握工作任务交易情况，加快探索建立基于工作任务交易的新社会保障体系，从而确保每一个劳动者、每一次工作交付都能够纳入国家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真正做到既覆盖全体国民，也覆盖“全部工作”。伴随着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技术在社会经济体系中快速部署，我们还需要加快研究从基本收入计划（UBI）到基于工作的基本收入计划（UWBI）的可行性，以保障可能的“无人工作”的经济范式下工作任务的重组与创造，特别是要提供普遍的基本生活保障，推动从必然劳动转向自由劳动^[11]。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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